在艰苦的劳作中，少年施琅开始了对自己前程的构想——与其无缘读书求官，不如顺势做乱世英雄。对于习武的选择，成为施琅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而影响到他的一生。

从史籍的记载来看，施琅弃文习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家道败落，延师就读无以为继。施德馨在《襄壮公传》中写道：“既而赠公遭受外衅，家落。公未及冠，学书未成，弃而学剑。”其二，弃文学武与其弟施显的建议有关。“稍长，读三国史，弟慨然有感，抵掌告余曰：‘大丈夫当磊磊落落，着勋名于千古。今四方骚动，正英雄建立时，吾兄弟膂力不让古人，安用伏首三家村事经生伎俩为！’余闻言壮之。”[1]施显说这番话时年仅十岁，和施琅一样力大异于常人，而且生就一副侠义心肠。施琅、施显兄弟感情笃厚，施琅所著的《都阃安侯施公行述》就是专门记述施显的。其三，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明朝统治摇摇欲坠，社会危机四伏，必然对施琅人生道路的选择、人生目标的确立产生影响，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当然最主要的应该是施琅的性格特征决定的，从小喜欢玩枪弄棒、生性好动的施琅，最终“读书未成”，“弃而学剑”。

施琅十五岁那年，是崇祯九年（1636年），后金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正式建立了清朝，并向明朝大举进攻，连续攻下燕京附近州县，俘获人口牲畜十八万。之后，皇太极又亲率清军进攻朝鲜。当朝鲜告急，可大明朝廷却无力出兵相援。第二年，在清军的大举进攻下，朝鲜国王向清军投降，皇太极前往朝鲜受降。这样，清朝不仅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实力，扩大了势力范围，解除了南下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明朝政府面对朝鲜求援而不应，充分暴露出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帝国的虚弱和无能，致使清军攻占明朝的信心骤增。在国内，税赋繁重，百姓还要额外交纳以防御北方及镇压农民起义的名义征收的所谓“三饷”，即“剿饷”、“练饷”和“辽饷”，沉重的税赋使得经济委顿、民不聊生，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终于全面爆发。1628年，由于陕西连年饥荒，高迎祥等纷纷率众起义。他们攻城掠地，诛杀官吏，起义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已成燎原之势。1636年，李自成接替被官军诛杀的高迎祥成为起义军领袖，号称“闯王”，率领起义军转战于陕西、河南、四川、山西等地，接连大败明军。崇祯皇帝束手无策。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连续出现重大自然灾害。1632年黄河泛滥，沿河军民溺毙者不计其数；1634至1637年，山西、陕西、河南等地连年大旱，赤地千里，甚至出现父子、夫妻、兄弟相食的惨剧。然而，明朝的各级官吏却毫不怜恤，依然横征暴敛，致使民不聊生，怨声鼎沸。广大百姓走投无路，纷纷揭竿而起，投奔起义军，加速了明朝的崩溃。

少年施琅对赋税的沉重有着切身的感受，对沿海地区的乱局更是亲睹亲历。从1629年到1635年，海盗刘老香等人不断在沿海地区进行抢掠，令百姓难有一天的安宁日子。尽管崇祯皇帝亲自过问防御海盗的措施，明朝军队也屡次进行剿捕，但多劳师无功，收效甚微，直到最大的海盗集团郑芝龙所部投降明朝以后，才由郑芝龙领兵剿灭了刘老香海盗团伙，沿海地区的匪患稍事平息，但战祸却一直绵延未断。

严酷的现实使施琅认识到，在动荡的时代，习武比学文更为有用，更易出人头地。据陈万策《施襄壮公家传》记载，明朝末年之时，施琅学成无人能敌之本领。施士伟《襄壮施公传》里也说：施琅“见明季所在多窃发，遂学万人敌。”施琅不再专注于谋生糊口，犹如当初学文一样，怀着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信念，开始苦习武艺武学。

关于施琅此间习武经历，多有资料记载，其中以《西山杂记·观音石篇》所载最为详尽：施琅“遂拜识武举人蔡秉元，尽得蔡家干戈诸法。琅之弱冠，偕蔡宣挟石炉，炉之重千有六百斤，其力足称雄。”尽管《西山杂记》中所记载的资料多为街谈巷议，其真实性不必细究，不过倒是从侧面反映了施琅在年少之时已练就了一身好武艺。经过几年的苦练，十七岁施琅已是十八般武艺无所不通，剑术尤为高超。此外，施琅从小力大无比，习武几年中又刻意加强了膂力训练，每天练习举石炉，从二百斤到三百、四百斤……据传，最后竟然能抱起重达千斤的石炉。各种行军布阵、作战方法、用兵谋略同样无所不精，成长为一个武艺超群、多谋善断的“智勇万人敌”。施德馨的《襄壮公传》写道：“从其师习战阵击刺诸技，于兵法无不兼精。遂智勇万人敌。”陈万策的《施襄壮公家传》记载：施琅“精晓五花阵法。以居滨海，尤善于水师，海洋中风云气候，讲之甚悉。”施士伟在《襄壮施公传》中所言更为了得，说施琅“窥测天文地理，讲究阴阳顺逆、阵伍离合之法……凡钩距、骑射之技，旌旗、炮火之制，靡不兼通；生于海滨，波涛起伏，舟楫驾泊，知之尤悉。智勇沉雄，多谋善断，慎明去就，不屑苟合。”总之此时的施琅已是智勇双全，本领超群了。

天下大乱，群雄纷争，战火四起，正是英雄大显身手之际。施琅经过少年时的能力储备期，怀着青春的热血和昂扬的志气，迎着纷飞的战火走去，去迎接属于他的壮阔人生。

[1] 施琅：《都阃安侯施公行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