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

日前，有媒体刊登《郭敬明如此“报恩”》一文，披露郭敬明“嫌稿费太低，拒为《萌芽》50周年特刊写稿”。对此，郭敬明回应，没有写稿的原因是杂志当时约稿太晚，自己不愿草就。但《萌芽》杂志随后发表声明指出：在约稿过程中，郭敬明“主动问及稿费标准并举出其他媒体约稿费用有达千字千元”，“经过几次约稿交涉，我们在最终没有收到其稿也没有其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才对媒体有此‘拒写’一说”。

毫无疑问，《萌芽》杂志对郭敬明的成名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但是，以市场的角度来看，作者与杂志归根结底是一种利益关系。《萌芽》杂志约请郭敬明供稿，郭敬明即便就此提出稿费上的要求也是无可非议的，更谈不上是“忘本抬价”或者“人一红脸就变”。因为这里的关键在于，双方交易条件是否成立，而不在于谁受过谁的“恩惠”。

说到底，《萌芽》约稿遭拒后的失落与愤怒，正是缘于其浓厚的“文学教父”情结。可以想见，这种强势意识对于那些相对处于弱势的新生作家将产生何等的压力，而在这样的强大压力下，许多已经成名成家的所谓“萌芽人”，也不得不虚与委蛇。而不讲“规矩”的郭敬明，便是因此蒙上了不知“感恩”的十字架。

文学创作讲究个性，而媒体的“文学教父”情结，则是对文学创作力的一种精神迫害。当前“文学市场”领域严重缺失“市场道德”。在市场活动中，追求利益最大化并非“缺德”，而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不二法则。市场交易客观上必须遵循公平原则，不能以非法手段侵占他人利益，或利用各种优势（包括“话语优势”）使对方无利可图，否则便是一种“不道德的交易”。

以此来看，《萌芽》这次的做法，不无利用话语权（以当年“恩情”要求多名作者“不计报酬、纷纷写稿”）强迫他人进行市场交易之嫌，显然有失市场公平。正因如此，郭敬明此次拒绝给《萌芽》供稿并无过错，更不必为此担负什么道德罪名，因为郭敬明的“抬价行为”完全合乎“市场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