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辉煌的麦浪注定只会在他一生重大的转折关头在他眼前汹涌。这是一九八六年。另外两次分别是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五○年。我回到色尔古村后，他儿子对我说：父亲说今年他恐怕要死了。今年庄稼这么好，地还是能生娃娃的婆娘，还是壮实婆娘。他儿子过去是我同学，从部队转业后自己买了汽车从事长途运输。我们谈这番话是在傍着公路的新色尔古村他的家中。这几年，处在闭锁山沟里的老色尔古村的破旧古老的住房正被故乡的人们抛弃，新修房子时都迁到了傍着公路面临大河的开阔地。

　　嘎洛却死在老色尔古村的麦地里。永远的嘎洛他儿子在领我参观了我故乡土地上出现的新的富足村庄后对我说：“他枉自走南闯北，参加红军，解放后又当干部，还那么迷信，那么土气，就只晓得巴掌大的泥巴地里长出的庄稼。他要我把车子停了，去收麦子。今年麦子确实好得我从来没有见过，可他就是不管车子停一天少挣上百块钱。我不肯停车，他说要是这么好的庄稼不收，他就要死了。”嘎洛对他儿子说，一九三六年他长征经过此地，看到也是这么好的麦子没人收割，到草地他就负了伤。一九五○年也是，听说解放军进山，人们都逃进了村后的树林，也是这么好的麦子，结果大火烧了头人和他的房子。

　　我说：“现在他死了，也就再不操心了。”绛措说：“对。”嘎洛死了，从此成为故事中的人物，和过去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生活使一个人的命运充满回环曲折的起伏，但有时作为人生命的本质竟不能得到丝毫改变。伟人依然是伟人，小民依然是小民，崇高者依然崇高，卑贱者仍旧卑贱。

　　眼下这个在我故乡生存下来并繁衍了后代的流落红军的故事或许也包含着这种道理。

　　这个人在记忆中搜寻不出自己的名字，乡亲们都叫他嘎洛。嘎洛是瞎子的意思。

　　关于他瞎眼的原因有两种真实的说法。一种后起的不太真实的说法出自他儿子绛措之口。那时，我们都在城里念中学，都想摆脱色尔古村贫困闭锁的生活。绛措作为红军的儿子，想的当然是参军提干。他说他父亲在长征中，在若尔盖草原和国民党军的一场恶战中被一发八二炮弹掀翻，断了腿，并失去了左眼。那时，他是我们班的班长和团支部书记，逢人便讲父亲的英雄事迹。

　　另一种说法出自嘎洛口中。

　　那天他们一排人在雾中和大队失去了联系。接近川甘边界一处回民村落时，心里发憷，打完了枪膛里的子弹。子弹穿过空气，在远处像熄灭的烟头一样坠落在暗夜里。林子空空荡荡，他们是三个人一齐爬上了一家人的热炕。大块的干牛粪饼在炕洞里燃烧。牛胃没能很好分解的草籽散发出粮食被烧焦的味道，使他们从睡眠中醒来，胃被一只毫不容情的手翻搅。他们没有起身搜寻食物。实际上他们经过热炕的烘焐，虚汗淋漓，一切都像梦魇一样，一种无形透明的重物使他们四肢摊开，无神的眼睛大睁，却对土屋顶上铺开的光滑匀称的小杉树干视而不见。

　　一枚受热过度的手榴弹爆炸了。

　　那两个人当场就死了。嘎洛在两天后醒来，以为自己也死了。他嗅到铁的味道和织物被火烧后的味道。爆炸发生之前，他们被饥饿之手随意搓揉，眼下，要是他自己真还活着，那么以后或许还有吃饱肚子的时候，像他参加红军后的好长一段日子。在那以前，他也一直生活在饥饿之中。但只有爆炸时的一刹那，强烈的饥饿感随那声巨响穿透了整个身躯，铭心刻骨。

　　炕洞里的牛粪火已经熄了。

　　他把炕洞里的牛粪灰烬塞进口中。这就决定了他在余生中还将无数次把这种灰烬填进口中，慢慢咀嚼，从中品味生活的种种味道。嘎洛一动作，使身上的伤口挣开，鲜血又淅沥而下。他又将大把火灰填进伤口，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伤口感染，并止了血，但那只眼睛也就永远失去了复明的可能。

　　当他颤颤巍巍走出屋门时，当地百姓正准备一把火烧掉这座不祥的房子。他们惊讶地看到一具血迹斑斑的尸身挪动僵硬的腿，颤抖的手在无风的虚空中来回摸索。

　　那次爆炸使他的脑子受到了可怕的震荡，嘎洛就此失去了明晰的记忆。所有这些对我们这个多少有些虚构成分的故事都将起些或隐或现的作用。

　　那天我上班晚到了一点。

　　同办公室的人对我说：“山里一个农民来找你，说是你同乡。”“他说什么？”“他让我告诉你嘎洛死了。”我就这样踏上了我的回故乡之路。他在城外的停车场等我，簇新的卡车满载止咳糖浆和其他药品。

　　“我觉得你要来。”绛措说。

　　“要来的。”我说。

　　“老站着干什么？上车吧。”卡车疯狂地疾驰，途中有一两次我们下来对着轮胎小便，看到一些糖浆瓶子被震碎了，糖浆渗出了车厢板缝。

　　绛措突然笑了，说：“记得你偷过学校医务室的这种东西。”我眺望远处如烟似雾的山峦，没有作声。

　　绛措也自觉失言，伸手在车厢板上蘸了一点糖浆，用舌头舔舔：“好甜。”我也蘸了一点，感到混在其中的泥沙在牙齿间吱吱作响。卡车启动许久，那些沙尘依然还在齿缝中间。我想起嗜食火灰的他父亲。车窗外一掠而过的岩石和他手中的方向盘以及踏在油门上的熟牛皮靴是同一种颜色。我们直入岷山腹地，时间被排挡和心情调节着速度，以好几种不同的节奏向后倒流。看着窗外飞逝的景物，仿佛不是机器推动我们前行，而像是置身于另一种空间状态，时间发出尖利的啸声，倒着流淌使人心悸目眩。

　　直到已经眺望见这篇东西开始时描绘过的那片庄稼地，绛措才叹了口气。

　　“唉，我阿爸。”那些熟透的麦子还没有开镰。阳光金黄，风中满含麦香。见不到人影，只从几团树影下传来驱赶雀鸟的哐哐的铜锣声响。

　　这种声响仍像我童年时听到的一样单调而又明亮，周而复始。幸好，刚刚发生过一点事情，嘎洛死在了庄稼地里，才不致叫人产生时间老是在月相的十二次盈蚀中兜着圆圈的感觉。

　　我们去新垒的坟前凭吊嘎洛。

　　“我们赶到地里，他已经睡了大半天了，他说了句什么，好像是说：老家。可我们不知道，他生前没告诉过我们。”“我晓得，连他自己也记不起来。”

　　那枚手榴弹掀翻了舒适的炕床。嘎洛死里逃生，但记忆却残缺不全了。

　　他十分条理地叙述了负伤后在草原上的流浪生活。讲到兴头上，一把揩去瞎眼中淌下的一泫清泪，试图把残缺的记忆拼凑完整。他讲到稻田，稻田里的泥浆，江边的夜行人用竹篾扎成的火把如何饱蘸了桐油……胡言谵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一把打草的镰刀和一条冰凉的蛇。这使人联想到他少年时替人佣工时的一次可怕的经历。然后他还要讲到夜里喷吐火舌的机关枪，浮桥，马腿和飞机的肚皮（“白得就像鱼的肚皮，样子也一样。”），死伤者流在地上的或捧在自己手中的肠子。谁也不曾对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至少在我故乡的人们是如此。但是嘎洛在回忆这些往事时，无法说出与之相关的人名、地名与年月，缺乏时空框架和必要的人证。嘎洛无法恢复自己作为一个走上革命道路的农民战士的形象。

　　土改时期，工作组知道了他是流落的红军，找他询问情况，据说这样的询问就像审讯一样。

　　“你坐下嘛，你可以坐下。”工作组长说。

　　“我坐。”“你真的是红军？”“是。”“几方面军？”“几……方面军？”嘎洛没瞎的右眼大睁开来，瞎眼里也急出了泪水。他的头用劲后仰，后仰，但他确实明白不过来那句话有什么意思。

　　“怎么叫嘎洛，叫藏族名字？”“我眼睛瞎了，嘎洛就是瞎子。我打那炕上醒过来就晓得眼睛要不得了。后来人家说不抹灰就好了，但不抹灰早生蛆了，我这腰上，这里就……”“汉名？”“我哥哥知道，他带我参加的。”“你哥哥的名字？”“想不起来了，手榴弹一炸就想不起来了。不然是想得起的。”邻近某村的一个孤苦女人从墙缝里掏出了苏维埃政府用布印成的票子，说出了部队番号和营连指挥员的名字，就被接到疗养所去了。

　　嘎洛自然还是得到了好处，成为我们村里第一个中共党员，后来又当上初级社长、高级社长，公社化后成为大队长。

　　而他的记忆逐渐恢复是在那条宽窄不一的机耕道把各村和公路连接起来的时候。这里不说村民们没有看见机械行驶，不说道路又渐渐被疯长的野草掩埋、阻塞。

　　最先循着机耕道进山的是两个汉族木匠。他们给各家各户做口小肚大的木桶，然后又做木盆、木瓢。正是那个年轻木匠帮他恢复了对一个遥远地方的记忆。事情经过是这样：一个娇纵的姑娘逼着家人一气打了六只木桶，她交替用六只木桶背水。用到第六只，第一只已经因干燥出现了罅隙。姑娘把年轻木匠叫来修整：“我们色尔古地方好吗？”木匠看着姑娘燃烧着火焰的眼睛，一点也不敢吭声。

　　第二天，那件事情就在村中传开了。

　　会计问：“我们色尔古地方好吗？”木匠说：“好，可也还有好的地方……”“你说哪里？”“我们通南巴，穷，也是好地方。”他话没说完，就被姑娘的哥哥抬手两耳光：“臭木匠，敢看不起我们的地方。”人们拳脚交加，木匠发出猪一样的哼哼声。但站在旁边的嘎洛却充耳不闻。他举起双手，大张的嘴巴很久才发出因为激动而变得嘶哑的声音：“通南巴！通南巴！我想起来了，我就是在那里参加红军的。”他叫来大女儿嘉央，让她把这三个字记在一个精致的日记本上。

　　其实，这完全是多此一举，以后他再也没有忘记过这个名字。

　　嘎洛的记忆渐渐有了一个大致轮廓。

　　这主要是依靠政治学习念的报纸和文件上念到的一些人名地名来恢复的。譬如张国焘、徐向前，譬如一、四方面军会师地小金达维。尤其是这后一个地方，和我们村子只相隔一座常年积雪的山峰，并不时有人在夏天穿过山口互相来往。要不是那个和我们村同样偏僻的村子的名字出现在印刷品上，并被人郑重其事地将其从符号转换成声音，嘎洛绝对不会把这个早已熟知的地名和自己过去的一段经历联系起来。这样，许多细节的回忆在他脑子中，像空空畜栏里的草一样疯长起来。他清楚记起了会师地周围的山坡、流水的方向和水流上的小桥。这些都和我们在有关长征的展览中看到的那张照片一模一样。

　　后来，学校老师领着我们一群小学生翻遍报纸杂志上正派反派人物的名字，以及正派反派人物同时登场的地方的名字，年代的名字，也无法为嘎洛确凿证明他的红军身份。

　　要证明自己是红军，他必须说出连排长之类基层指挥员的名字。但报纸上没有这些人的名字，使他记忆复活。

　　他摇摇晃晃走出那土屋。那些准备把房子付之一炬的人们默默地给他让开一条道路。

　　后来他女儿嘉央说这是通往死亡沼泽的道路；那险恶沼泽看起来是个开满金黄花朵的美丽草滩；那堵人墙裂开，是蓄意把一个红色战士导向死亡的险恶阴谋；他们的眼光像野蜂的毒刺；等等。当然这是以后的说法，是嘎洛的女儿想争做工农兵大学生时的说法。

　　嘎洛印象中的那些交错晃动的人脸，确实像岩石一样，他们的眼光充满敌意。嘎洛穿过人墙，再没有回头。他伏在河边饱饮清水，然后带着满肚子水响爬上一座小小的山丘。这时，红云万朵，夕阳无比辉煌，那座土屋已被烧光，断墙成为赭红色，烧焦的木柱上升起袅袅的淡蓝轻烟。

　　再远处，寺院的金顶闪烁光芒。牛角号长鸣。路上有人往来蹒跚。这是些到泉边取水的姑娘和对着太阳祷告的老人。战火已经平息，人们又回到了村庄。嘎洛贪婪地呼吸空气中炊烟的芬芳。

　　他感到饥饿难忍，嘎洛甚至希望伤口疼痛得更为厉害，以便使他忘记饥饿。他睡着了，仍然梦见自己绽开的伤口。

　　醒来时，他在身边发现了一袋糌粑、一只木碗、一撮盐和几块奶酪。他注意到草丛中有人来去的踪迹。太阳渐渐升高，把 草上的露水蒸发干了。他不再想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了，开始一心一意对付奶酪和伤痛。

　　又一个黄昏降临，轻柔无声，像落下一块深色的柔软丝绸。

　　一个人的身影背衬星光出现在对面一座小山丘上。嘎洛想这好心人给自己送来了食物，他向那人靠近。那人却又攀上另一座丘顶。这时，月亮起来了。那人又到了一片小树林边。后来他才知道，方圆几十里内的草原上唯有这片小树林中那几株巨大的老杉树可以遮雨挡风，而他又必须在野外藏身。嘎洛到达小树林边缘时，只是嗅到淡淡的酒草味道，听到一串远去的马蹄声，看见那人还留在那里一只火镰和许多火绒。

　　嘎洛想那人骑一匹白马。

　　以后他在饥寒中度日。身上的伤口生了蛆，但终于还是渐渐长出了新肉。

　　夏天的草原，许多动物都在草皮上翻掘植物的根茎。嘎洛就靠猎取旱獭和它们翻掘出来的东西为生。中午，吃饱了肚子，他常常被烈日和土腥气弄得头昏脑涨。

　　秋天到了，和早降的初雪一起。

　　嘎洛后来说那个夜晚他梦见了青草。结果第二天一个人骑马到来。这是一个汉族商人，他说：“有人对我说要我做好事，要我到这小树林来找你，我要带你回家。”而嘎洛对那个人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他们这些人都不开地，你看这里多肥的土。”（后来他儿子和女儿却说他对那人说他要找党找部队。）

　　商人对他说：“跟我走。”“多肥的地。”“冬天一来，你就要冻死了。”就这样，嘎洛跟随驮运货物的马队一起出了草地。那个商人把他寄放在我们村的头人家里。因为他在风雪中冻坏了双脚。

　　而那个头人正是我父亲的父亲。

　　之所以这样称呼，完全是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副什么模样。你不能对一个于你没有任何情意和恩德的人随便叫爷爷。

　　那个商人去了，就没有再回来。

　　嘎洛不言不语，一个冬天就蜷缩在头人寨子的火塘旁边。春天到了，四处充满腐败树叶和融冻土壤的气息。嘎洛在村子中四处游逛，直到一天晚上，他困倒在火塘边上，在似醒似睡的时候说：“多肥的土地。”头人给他一把锄头和一把弯刀，叫他在河边开垦荒地。从远处人们只看见这个前红军战士挥舞一把银光闪闪的锄头，还有缠在他腰间的红黄相间的氆氇，肢体的其他部分和黑色的泥巴融为一体。

　　后来他得到了这块土地。

　　那天头人醉了酒，策马来到地头。头人用枪向他的背脊瞄准。随着枪口的晃动，嘎洛感到有一小群蚂蚁在他背上爬行。嘎洛像只已经被枪弹击中的兔子一样一蹦老高。头人把枪扔了，大笑着滚下马鞍。

　　头人问他：“听说你吃牛粪？”他低声回道：“是烧过的牛粪。”“我要你吃。”“……”“就是这摊，没烧过的新鲜牛粪。”嘎洛带着哭腔说：“你叫我死好了。”“吃了！”头人提高了声音，“吃了这片地就是你自己的了。”嘎洛挺直身躯，把系在腰间那片氆氇松开又系紧，系紧又松开。头人狞笑着举起了枪，嘎洛先是颤抖，然后双膝一软，跪倒在他亲手开垦的黑色的沃土里。他的那只独眼大睁着，充满愤怒之情。这时，头人走近他，一枪托把嘎洛打翻在地。

　　“这地归你了！”嘎洛眨巴着眼睛，浑浊的泪水先是从瞎眼，继而从那只好眼睛中溢流出来。阳光在泪珠上熠熠生辉。围观的妇人们都替他流下了感恩的泪水。一个姑娘也流下了泪水。

　　头人又说：“嘎洛要娶下这个为他流泪的姑娘。”那姑娘惊叫一声：“天哪！”就瘫倒在地上。

　　最终还是这个姑娘在这片黑土中撒下了最初一把青稞种子。这个女人撒这一把青稞种子时，身上也已经过了嘎洛的点播。这个女人跟随嘎洛一辈子，经历无数磨难，始终像一匹牲口一样忍辱负重。

　　后来她女儿嘉央上了大学却因怀孕在学校自杀身亡。她哭诉着说：“我替我不爱的人生了你们，我没有死，你为你爱的人怀了娃娃，你怎么活不下去了？你去的是啥子地方啊？”而后的确实消息是这样：嘉央能上大学并不是因为她父亲的缘故，招生的人提醒这个并不漂亮但聪明的姑娘，她父亲的红军身份并未得到任何一级组织的确认。这个混血姑娘于是以初夜的欢娱换取丁一纸入学通知书。嘉央离家时十分严肃地对父亲说：“弟弟绛措要去参军，他的娃娃才不是我们这样低贱的农民。”而以嘎洛的心境并不能理会女儿叮嘱中全部意义。

　　绛措后来果然参军走了。

　　当时我们村子里是我和他一道参加了体检。最后关口是政审，嘎洛在公社院子里给征兵的人讲了一个故事：阿来那娃娃是个好娃娃，但他父亲——头人的儿子可不是个好娃娃。我在他家扛活时每晚起来摇他，他还要不断哭闹，就像他话都不会讲就晓得自己不是一般的娃娃，而是有钱有势的头人娃娃一样。

　　这样，嘎洛的儿子穿上崭新的棉军装离开了家乡。

　　我却因为怨恨父亲的出身而离开了家四处流浪。我确实是怨恨父亲而不是怨恨独眼的嘎洛。流浪中我也从不开口乞讨。凡遇到有人干活的地方我就凑上去帮忙。人们总会赐给我一顿饱饭。许多细雨霏霏的夜晚，我借宿在人家的门廊上，就着漏出的灯光，阅读我从一家纸厂弄来的准备化浆的废书。

　　我甚至想到过自杀。

　　回想起来，嘎洛从来都是寡言少语，而且话题总离不开红军和土地。有好些年，在他女儿和儿子影响下，他经常稀里糊涂地向人讲他的革命经历，直到把听讲的人也弄得稀里糊涂，而真正潜藏于他内心深处的，依然是一个道地的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感情。可以试想，没有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他绝不会走上那条他没有走到尽头的道路。他的一生不会经过那么多波折，他不会张着那只独眼看见我，我也不会看见他那只浑浊的独眼。此时我的耳边不会回响他在这个异族山村吐出的第一句由衷的赞语：“多肥的土地。”在大渡河上游的藏族聚居区，也有许多来自中央地区的汉族。他们迫于生计，离开故地。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了森林与河流交接地带土壤肥沃，且易于开垦。这些人或是小贩，或是匠人，或是士卒，都经不起土腥味的诱惑，就像嘎洛一样在异族地方定居下来。

　　在头人家养好伤，嘎洛在仲夏季节的某一天举起了开荒的锄头。不远处的磨坊前有人打瞌睡。而他的锄头举起又落下，快意地哼哧着，一锄挖掉一大蔸蕨菜，第一块牛粪一样快渗出油水的泥土出现在他眼前。他喃喃自语着，感动得难以自禁，感到身上没有一丝气力。画眉鸟清脆悠长的鸣声从远处传来，阳光正水一般漫过树梢。嘎洛感到通体畅快，像是和女人交欢。而这个季节草木丰茂，牲畜顺利生产。

　　“我哭了。”嘎洛说，“我流下的泪水跟青草上的露水一样，我是说，落在青草上头像露水似的，简直一模一样。”而嘎洛得到的女人也是壮实而又勤勉的女人。

　　临解放时，他的家产在我们色尔古村已是首屈一指的了。而当初收留他的头人只是徒有虚名。头人的家产大多都花在鸦片、各式枪械和马匹上面。土改开始时，我父亲的父亲拖了三支枪出走，再也没有回来。工作组刚进村的第二天中午。头人家的房子和嘎洛家的房子同时燃起冲天大火，那是初春时节，大火几乎烧沸了从房子跟前流过的溪水。据说有好几头牛给烫伤了舌头。当时是中午，这些牛都卸了犁伏在溪边潮润的石头上，偶尔探头饮一口溪中的清水。嘎洛闭着眼小寐，听见火苗抖动的呼呼声，但他似睡非睡，还当是在梦中看见当年大队行进时风卷红旗的壮阔场面。他的独眼闭着，瞎眼前依稀泛起一片红光。还是耕牛惊恐地扬起尾巴，跑进地里，绊动了犁头，倚在犁头上的嘎洛立起身来，这才看到火焰从窗洞、门户里穿出，轰轰作响。房子的墙壁正在塌陷，裂缝里冒出滚滚浓烟。

　　不到天黑，色尔古村两户最为殷实的两家财产全部化为烟尘，升入了天空，除了放在山上的牛和少许播进地里的种子。

　　嘎洛依然是贫农，而尽管以后我父亲出去当兵作战多年，一九五七年回到家乡时等待他的依然是一个头人给他留在那个年代的所有东西。

　　嘎洛曾对我父亲说：“你不能想不开，我的财产是辛苦挣来的，而你父亲是靠剥削压迫。他跑了，现在你回来就要替他改造。”我在《旧年的血迹》中写过某个黄昏，嘎洛和刚退伍的父亲共同面对头人房子的废墟有过一场交谈，这话他就是在那时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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