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丽塔(下)3-7

(9月8日19:45)

　　3
　　她怀着性急的好奇心进入了我的世界，焦褐色、昏暗的亨伯特领地；她流览一番，兴味索然地耸耸肩；我依稀觉出她现在象是打算离去了，明显地表露出嫌恶的情绪。在我的触摸下她也不再颤栗，我的痛苦得到的所有补偿就是一句刺耳的“你想想你是在做什么?”我的小傻瓜宁肯选择粗野的电影，那种最倒人胃口的胡编乱造，而不屑于我提出的奇境仙景。想想吧，在汉伯格和亨伯特之间，她会——怀着冷冰冰又确定无疑的态度，永恒不变地——扑向前者。再没有比一个受人爱慕的孩子更凶狠冷酷的了。我是不是提到过不久前我去的那家牛奶店了吗?偏巧，它的名字就叫“冷漠皇后”。

　　我忧伤地笑了笑，戏称她为“我冷漠的公主”。她却不能领悟这个充满智慧的玩笑。

　　噢，读者，请不要怒冲冲瞪着我，我并不是想说明我没能想方设法快活起来所产生的效果。读者应该理解，在占有一个性感少女和为其奴役时，着魔的旅行者都离幸福甚远。

　　事实就是这样。因为世上没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能与爱抚性感少女相比。那种至福至喜是绝无仅有的，它是属于另一种感觉平面的。尽管我们有争吵，尽管她言语粗鄙，尽管她吹毛求疵，动不动变颜变色，尽管这一切都卑劣、危险、根本无望，我仍然沉醉在我自选的天堂里——天堂的穹空布满地狱之火的颜色——但仍然是天堂。

　　负责我的病案的精神病医生——至此我相信亨伯特博士已使他陷入狂想的状态——坦率地催促我带着我的洛丽塔去海边，使我终于在彼地找到毕生欲望的满足，彻底解脱儿时与幼小的李小姐未完成的浪漫史“潜意识”的困扰。

　　好吧，同志，让我告诉你，我确实想觅一处海滨，尽管我必须承认在我们到达那片灰色的海市蜃楼时，我的旅伴已赐与了我许多的快乐，以至寻找“海边王国”、“净化的里维埃拉”等等已远非潜意识的冲动，而成了对纯理论的精神享乐的理智追求。天使们知道一切，天遂人意。对大西洋岸一个生动的小海湾的拜访却被恶劣的天气彻底搅乱了。阴霾重重的天空，泥浊的海浪，迷茫却又实在的雾气——但还有什么能将我从我的里维埃拉浪漫史的新鲜魅力、蓝宝石色良机和玫瑰色巧遇边驱走呢?湾内一对亚热带海岸，尽管位置很隐蔽了，还是有幼小的毒兽向里窥视继而掉落下去，也免不了飓风的扫荡。最后，在加利福尼亚一片与太平洋幻影相对的海滨，我碰巧在一个洞穴里遇上些荒谬的秘事，听到了一大群正隐在隔壁海滨的枯树后洗第一次海澡的女童子军的尖叫；象一块湿漉的绒毯，沙砾又硬又粘，洛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连连磨牙打颤，我平生第一次对她象对海牛一样，不存欲望。我博学的读者们可能会振作起来，假如我告诉他们即使我们在哪里发现了一片合谐的海岸，那也为时已晚，因为我真正的解放已先此发生了；那时，实际是，当阿娜贝尔.黑兹，化名多洛雷斯·李，化名洛丽塔。金褐色的，跪卧著，仰着头，在那个劣等游廊上出现在我的面前，那真是做作的、失实的，却又颇令人满意的海滨安排(尽管除了旁边的一个二流湖便一无佳处)。

　　这些特殊的感觉真是太多了，如果它的不是自然生发的，则是受现代精神病学的影响。最后，我离开了——牵着我的洛丽塔离开了——孤独时既不过分萧瑟，亢奋时也不显过分熙攘的海滨。但是，每当我回忆起无望地萦绕于心的欧洲公园时，我想我仍对户外活动兴趣盎然，渴求觅到合适的露天活动场地，尽管这些地方令我吃尽苦头。在这方面，同样，我依旧遭到阻挠。我现在要记下的失望(我温和地将我的故事升级为讲述连续不断的冒险和穿透我的欲望的恐怖)丝毫也不影响片富于抒情性、史诗性、悲剧性，但绝对不具有阿卡狄亚性的美国荒野。她们是美丽的、令人心碎的美丽荒野，那种天真未凿、不事歌颂的倔强品质是我那似涂漆玩具一样鲜亮的瑞士村庄和久经交口赞誉的阿尔卑斯山早已失落的。在半山腰平整的草地上；在洞泉的苔藓上，在近旁清纯的小溪畔，在原始橡树下的圆木长凳上，在那么多山毛榉林里的那么多窝棚里，数不清的情侣拥抱过、亲吻过。但在美国荒野里，露天的情人会发现要沉湎于最古老的罪恶和娱乐并不容易。有害植物烧坏他心上人的屁股，叫不上名的昆虫螫了他的臀部；森林地上尖利的东西刺破他的膝盖，昆虫又叮她的，茫茫四周不断有莽蛇不绝于耳的沙沙声——要我说，是半灭种的龙!——在可怕的草皮里，还有似蟹摸样的野花籽，仿佛是袜带缠满他们的黑色袜和沾上泥泞的白袜。

　　我是有些夸张。一个夏天的中午，就在树际线以下，颜色极深的花朵(我乐意称其为飞燕草)拥挤在一条欢闹的山溪边，洛丽塔和我，竟真地发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浪漫地，距我们停放汽车的那个路口约一百英尺远。这一处山坡仿佛从未有人迹踏过。最后一棵一息尚存的松树抓住了一块巨石上方的呼吸孔。一只山拨鼠冲我鸣叫又缩了回去。我给洛铺好漆布，干皱的花在下面发出一连串轻微的噼啪声。维纳斯来了又走了。为斜坡加冠的锯齿形悬崖峭壁和蔓延在我们脚下的一大团乱糟糟灌木，仿佛要保护我们躲避太阳，同时也躲避开人类。啊，我没有注意到离我们几英尺远有一条侧路在灌木和石块中若隐若现地蜿蜒着。

　　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比以往更近于被人发现；无疑，这一经历永远抑制了我对乡村恋情的渴望。我记得交欢完毕，全部完毕，她在我怀里抽泣；——这一年里，每一阵脾气过后表示致谦的眼泪风暴在她已是那么频繁，要不然那一年会是多么今人惊羡。我刚刚收回她迫使我在感清冲动时未加思索做出的某项愚蠢承诺，她便躺在地上哭闹，掐我抚爱她的手，我则快乐地笑着，但那残酷的、令人不能相信、令人不能忍受并且我猜想是永久的恐怖，此刻仍然是我蓝色冲动中的一个黑点；我们这样躺着，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我可怜的心险些被敲出心窍，我看见两个陌生又美丽的孩子，黑幽幽不动声色的眼睛，小农牧神和小精灵，他们相同的平直黑发和无血色的面颊表明，即使不是孪生，也是一母同胞。他们俯下身张大嘴看我们，两人都穿着挂满山花的蓝制服。我急忙拉出漆布掩住羞处——同时在几步外的矮灌木中，有个象圆点花斑皮球一样的东西滚着滚着变形成了一个梳着乌黑短发渐渐抬起身的胖太太，她一面机械地往她的花束里加了一朵野百合，一面从她蓝宝石塑就的可爱孩子身后窥视着我们。

　　我的意识此时出现了紊乱，我知道我是一个勇敢的人，但这几天我对此却并不清楚，只记得我为自己的冷酷感到震惊。用那种在最恶劣的情形下(多么疯狂的渴望和仇恨使幼兽的腿胫在颤动，多么黑亮的星星刺穿了驯兽者的心脏！）

　　对一头汗律津、精神错乱、瑟瑟发抖、训练有索的动物发布命令的低声悄语，我让洛站起来，我们威严地走开，又不那，么威严地跑向小汽车。汽车后面停着辆漂亮的旅行车，一位长着几根蓝黑色小胡子的漂亮的亚述人，非常好的先生，穿着绸衬衣和紫红色宽松裤，大概是那肥胖的植物学家的丈夫，正在全神惯注地给指示路标拍照。路标上写着约一万多英尺高，我真要喘不过气；我们嘎扎扎、疾速启动了车子，洛仍然在和她散乱的衣服做斗争，一边还咒骂我，用的语言是我做梦也想不到女孩子会知道的，更不用说使用了。

　　还有其他一些不愉快的意外事。比如有一次是在电影院。洛那时对电影仍然热情不衰(上高校二年级期间，这种热情曾下跌)。我们真是过得醉生梦死，昏天黑地，噢，我不知道，那一年我们为参观旅程安排了一百五十或二百个项目，而在更频繁稠密的看电影阶段里，大部分新闻短片我们都是看过六遍，因为这种电影主画面一周更换一次，便总是尾随我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她最喜欢的电影类是按如下顺序排列的：音乐件，下层社会片和西部片。在第一类电影里，真正的歌手和舞蹈者在抗忧怨的银幕天地度过的是不真实的舞台生涯，死亡和真理在此均遭禁忌，而头发已白却仍天真、特意安排成未死的、最初总是不那么赞成女儿为电影神魂颠倒的父亲，结尾总是他在寓言般的百老汇向他的神圣理想欢呼。下层社会的电影表现的是分裂的社会：英雄的记者惨遭毒手，电话汇费涨到亿万，在射术不佳却相当粗野的气氛中，恶棍们被身患重仍无所畏惧的警察追得在下水道和商店里乱窜(我要少给他们点作业)。最后是西部片中红褐色的风光，那些满面通红、蓝眼睛的野骑手和一本正经、漂亮的学校老师出现在“咆哮峡谷”里，仰啸的马，壮观的奔腾，手枪戳透颤悠悠的窗玻璃，巨大的拳头打来打去，积满灰尘的旧式家具倒成奇异的山堆，当作武器用的桌子，恰如其份的跟头，藏着利器的手还摸索着掉落的钢制单刃猎刀，猪似的咕噜声，拳头朝下颚熟练的出打，腹部挨踢，以及飞来的器械；流血过多的痛苦刚刚过后，就是把海克力斯送进医院(我现在应该知道了)，没什么可演的了，就剩下那个重新振作的英雄拥抱他璀灿的边疆新娘，青铜色的脸颊上还留有瘀伤斑斑。我记得在一家憋闷的小剧场里看过一场午后剧，剧场里挤满了孩子，弥漫着炸玉米花的热气。月亮是黄的，悬在戴围巾的男歌手头上，他的身影映在他的琴弦上，他的脚站在一棵松木上，而我则不自觉地搂住洛的肩膀，脸颊移向她的太阳穴，这时我们后边两个色迷迷的恶棍开始嘀咕这最可疑的事——我不知道我是否理解对了，但我意识到了我的所做所为，于是缩回了我温情的手，当然，后来演的一切在我看来都仿佛是一片浓雾。

　　我记起的另一意外事件与归途上我们夜晚穿过的一座小城有关。大约距该城二十英里，我告诉她，她要入的那所比尔兹利学校是个第一流、非男女合校，也没有那派现代胡说，于是洛就向我展开猛烈的舌战，乞求、侮辱、自我辩解双关语、残忍的下流话和孩子气的绝望，全都交织进愤怒的逻辑论理中，这论理又激起了我类似解释的行为。我被她粗野的字眼搅蒙了(干得漂亮……我要是对你的话认真我就是个蠢货……臭蛋……你做不了我的主……我看不起你……等等等等)竟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驶过沉睡中的城市，在平滑的高速公路上继续飞驶，突然有两名警察用聚光灯射在我们的车上，叫我停在路边。我对她嘘了一声，她还在机械地怒吼乱骂。那两个人怀着恶意的好奇心斜眼看了看她和我。突然间，她满脸顿生笑靥，朝他们甜甜地笑起来，对我的刚毅她从未有过如此表示；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洛甚至比我更惧怕法律——象执法官一样的警察向我们致歉，我们又卑屈地徐徐上路，她的眼睑闭上直颤，故作虚脱无力的样子。

　　为此我要做一次认真的忏悔。你会笑的——不知怎么实际上我真地从不明白合法究竟何样。即使现在仍不知道。

　　噢，我只是零零星星知道一些，阿拉巴马州禁止监护人不经法院准许就擅改监护住处；明尼苏达洲，我要向她脱帽致意，规定亲属对十四岁以下儿童承担永久性保护和监督权，法院对此无裁决权。疑问：一个可爱的青春期宝贝的继父，只做过一个月的继父，年龄成熟、小有独立财产、只是过于神经质的鳏夫，身后有一段居在欧洲、一次离婚和进行过几所精神病院的历史，他能否被视为亲属，并因此自然被视为保护人吗?如果若，我是不是应该并且能够有充足理由去向“福利理事会”提出申请(我该怎样提出申请?)，而后让法院职员调查温顺、可疑的我和危险的多洛雪斯·黑兹?许多关于婚姻、强奸、收养等等的书，我都负着罪到大大小小的城市公共图书馆请教过了，书中除了暗示这种情况是未成年孩子的超级监护，便常常不了了之。皮尔温和扎佩尔，如果这两个名字我没记错的话，是在一部感人的讲合法婚姻的大卷书里出现的，他们却完全无视那些丧母女童的继父的处境，前者既受后者监护又非后者所能控制。我最好的朋友，一位天真的老处女，满怀深深的痛苦从一间积满尘土的储藏室里为我挖掘出一篇社会服务方面的专论(《芝加哥》1936)，

　　专论说道：“并没有原则规定每位儿童都必须有一位保护人；法院是被动的，而且只在儿童处于显而易见十分危险的境地才参与事情冲突。”我总结道，只有在某人提出其严肃、正式的请求时才能被指定为保护人；不过，在他接到听诉通知且插上一对快乐的羽翼之前，几个月的时光都溜走了；而在这几个月中对那漂亮却凶狠的孩子的诡计，根据法律他却只能听之任之；后来，这终于成了多洛雷斯·黑兹的情形。接下去的是听诉，来自长板凳那边的几个问题，来自律师那边的几个令人信心大振的回答，一个微笑，一个点头，屋外的轻轻细雨，任命就此宣告完成。但我还是不敢。

　　离远点儿，作只老鼠，在你的洞里蜷伏着吧。法院只在涉及财产的问题上才显出过份殷勤：两位贪婪的保护人，一个遭劫掠的孤儿，另一位更贪婪的涉嫌人。可是我们，一切都并井有条，财产清单已经做好，她母亲不多的财产谁也没碰正等着多洛雷斯，黑兹长大去继承。最好的政策似乎正是为了抑制对它的任何实施。要不然，如果我过分保持缄默，某些多嘴人，某个“人权组织”反要介入吧?

　　法洛朋友，是某方面的律师，应能给我一些实心实意的劝告，但他的时间完全被琼的癌症占去了；超出他已经承诺的事，他根本无暇顾及——具体说就是照管夏洛特不多的财产，那是她摔死后法院分期给予的补偿。我已经让他从心眼里相信多洛雷斯是我的骨血，因此不能指望他为我此时的窘况焦虑。读者至此应能推断出，我是个可怜的生意人；不过无知和懒惰均不能防碍我从旁处获得职业性建议。使我裹足的是一种糟糕的感觉：我成为我若任意打乱命运安排并企图赋理智予她幻想的天性，其天性又将焉存，就象东方神话中山巅上的那座空殿，只要高瞻远瞩的主人向它的守门人打听为什么那一抹夕阳远在黑色岩石和地平线之间却仍能如此清晰，宫殿便立刻遁迹无踪。

　　我决定到比尔兹利(比尔兹利女子大学所在地)以后就找一些我尚未研究过的参考资料，比如沃纳的论文“美国法律中的监护权”和一些“美利坚儿童局出版物”。我还决定让洛做任何事总比她败坏品性地消磨时光要强。我可以说服她做许多事——开列的项目没准能唬得职业教育家目瞪口呆；但不论我怎样软硬兼施，始终未能使她读上超出所谓笑话书或杂志上专门写给美国女性的故事以外的任何东西。任何程度稍高的文学对她来说都带有学校气味，尽管从理论上说，她愿意欣赏《丢了排水孔的女孩子》或《阿拉伯之夜》或《小妇人》，不过她还是确信她不能在这些学问高深的阅读中打发掉她的“休假”。

　　我现在认为我们没有爬出墨西哥边界而再次迁至东部并送她进了比尔兹利那所私人学校是个多么大的错误。而当时爬出去是有好处的，可以在亚热带乐境中藏身数年，直到我能够平安获得我的小克里奥尔人，因为我必须承认，我是依赖我的分泌组织和神经中枢才得以在同一天里从精神错乱的一极转向另一极——从想到一九五O年左右我万般无奈必须摆脱一个阴唇已发干的难处的少女——一直想到凭耐心和运气，我最后或许能用我灌注在她精致血脉里的血使她生出另一个性感少女、洛丽塔第二，一九六O年左右她将是八岁或九岁，那时我仍然还是年富力强；的确，我的精神或非精神的望远镜，足以在时间的远处辨认出一个仍然年轻的老人——也许已是绿色的老朽?——古怪、温柔、流着口水的亨伯特对着超级迷魂的洛丽塔第三练习作祖父的艺术。

　　在我们郊野漫游的日子里，我倒不怀疑我作洛丽塔第一的父亲，是个可笑的失败者。我尽力而为了；我一而再地阅读那本为洛丽塔十三岁生日而买的名为《了解你的亲生女儿》，这书名并非故意地颇有圣经的味道；在同一商店还买了一卷附有商业性很强的“美丽”插图的安徒生的《小美人鱼》豪华本。然而，即使在最美好的时刻，比如下雨时我们坐着读书(洛的目光从窗户到她的手表滑来滑去)，或者在拥挤的饭馆安静地饱餐一顿，或玩玩孩子式的扑克游戏，或逛商店，或静静地与其它司机及他们的孩子凝望撞得粉碎、溅满血污的小汽车，还有只女的鞋掉在壕沟里(我们上路后，洛说：

　　“那正是我在商店里想对那笨蛋描绘的那种鹿皮鞋”)；在所有这些随便的时刻，我自己似乎绝不象父亲，她也绝不象女儿。或许，是负罪的意识致使我们无力弄假成真?等将来有个稳定的住处能过上女学生有规律的日子，这情形会好转吗?

　　我选择比尔兹利，不仅由于那儿有所比较肃静的女子学校，还因为有妇女大学。我想让自己安顿下来，能附着于随便什么有图案的平面，将我的斑纹混入其中，于是我想到了在比尔兹利大学法语系认识的一个男的；他非常好心用我的课本作他的教材，并不止一次地请我开讲座。我却无此打算，因为，正象我在这些忏悔中曾提到的，没有比松垮肥笨的骨盆、粗壮的小腿和一般男女同校的女生可怜兮兮的表情更让我庆恶的体态了(从她们我或许就能想象出粗鄙的女性肉体的灵柩，我的性感少女们就被活埋在里边)；但我确实渴望有个标签，有个背景，有个形像；而且当它变得清晰起来的时候，老加斯东·戈丁的伙伴为什么会特别安全就有了理由，一个非常可笑的理由。

　　最后是钱的问题。在我们快乐旅行的压力下我已濒临破产。是的，我是坚持挑便宜的汽车旅馆；但隔三差五总有豪华、喧闹的饭店，或美其名曰的都市人度假农场来加倍我们的预算；另外，花在观光游览和洛的衣服上的零星金额又有所增加，如辆老黑兹汽车，尽管还算健壮、忠诚，也时常需要大大小小修理一番。在我为写交待而被好心的监狱当局准许使用的报纸中，侥幸留有我的一张条型地图，我从中找到了一些匆匆记下的备忘录，可以帮我做如下统计。从一九四七年八月至一九四八年八月奢侈的一年里，膳宿费约五千五百元，汽油、机油及修理费一千二百三十四元，另有各种额外花销，数目也差不多；因此，在一百五十天的实际旅游(我们行程约二万七千英里!)外加约二百天的停顿中，我这谦卑的食利者花费了八千元左右，或最好说一万元，因为象我这么马虎，一定忘记了不少的项目。

　　我们驶到了东部。我的感情满足更多得到的是破坏而不是稳定，她则闪烁着健康的光泽，颈上一对回肠花圈似的装饰品仍象小伙子一样简单，尽管她身高又增加了两英寸，体重又增加了八磅。我们到过每个地方。实际却一无所览。今天我总认为我们漫长的旅行不过是用一条迂回蜿蜒的粘土路亵渎这个迷人、诚信、梦幻殷、广阔的国度，回想起来，它对于我们不过就是破旧地图、毁坏了的旅游书、旧轮胎以及她深夜的哭泣——每天夜晚，每天夜晚——的一份收集——那时我总是假装睡着了。
　　
　　4
　　穿过光亮和阴影的交织装饰，我们驶到塞耶街十四号，一个阴郁的小伙子递给我们钥匙和加斯东的条子，他为我们租好了这幢房。我的洛对她的新环境瞥也不瞥，本能地朝收音机走去，漫不经心地扭开旋扭，又本能地往堆有一批旧杂志的卧室沙发上一躺，随后以同样盲目却准确的姿势将手伸进灯桌的下面，把杂志放了下去。

　　只要能把我的洛丽塔锁住，我确实不介意住往何处；但是，我想，在我和茫然的加斯东书信交往过程中，他模模糊糊地提到了一间爬满常春藤的砖房。实际上，那地方和黑兹家很相象，这却令人失望(相距仅四百英里)，也是同一种晦暗的灰色砖墙，木瓦屋顶以及暗绿色麻布遮日蓬；内中房间虽然小些，但其厚绒布——薄金属板风格更为统一，房间格局却也基本一致。只是我的书房大多了，从地到天排列着约两千本化学书，我的女房东(此时休假去了)在比尔兹利大学教化学。

　　我希望比尔兹利女子学校是所昂贵的日校，能额外赠送午饭，有完善的体育馆，在锻炼所有这些年轻身体的同时，也能对她们的智力给予正规教育。加期东·戈丁对美国情形的判断很少正确，曾提醒我这所教育机构很可能放出的女学生都象他以一个外国人对这类事情的好恶所评价的：“拼写不必太好，但嗅觉必须灵敏。”我认为她们甚至还没有这种成绩。

　　我初次和女校长普拉特会晤，她夸赞我的孩子的“漂亮的蓝眼睛”(蓝色!洛丽塔!)以及我和那位“法国天才”的友谊(天才!加斯东!)——然后把多丽交给一位科莫兰特小姐，她皱起了眉头，象是沉思说道：

　　“亨伯德先生，我们并不急于让我们的学生变成书呆子或能够脱口说出和写出谁也记不住的所有欧洲首都，或牢记那些已被遗忘的历次战争的年代。我们关心的是儿童适应群体生活的能力。因此我们要强调四个“D”：戏剧、舞蹈、辩论和约会。我们面临许多特定的问题。你快活的多丽很快将编入的那个年龄组，对她来说约会、赴约、约会服装、约会书籍、约会礼节意义重大，就如同，比如说商业、商业联系、商业成功之于你的意义，或我的女孩子们的幸福之于我的意义。多萝西·亨伯德已经卷入了社会生活的总系统，不管我们喜欢与否，那系统都包括热狗摊、街角的药房、麦芽糖和可乐，电影，方步舞、海滨毛毯会，甚至还有发式观摩会!当然，比尔兹利学校是禁止其中几项活动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引导其余的进入更富建设性的方向。但我们确实是尽量漠视云雾，直接面对阳光。简单说，我们采取的教育手段对交流思想比对写作技巧更感兴趣。就是说，我们敬仰莎士比亚和其它事物。我们要求我们的女孩子们自由地与周围活生生的世界交流，而不是一头扎进发霉的故纸堆里。或许我们仍是在摸索，但我们是理智地摸索着，象妇科医生诊断肿瘤一样。亨伯格先生，我们是以生物体和社会团体的观点进行思维的。我们已经清除了传统上是赠给年轻女子的大量无关紧要的格言，这些格言很早就显出与她们将来主宰自己的生活——愤世嫉俗者还会加上一句——以及她的丈夫的生活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态度格格不人。亨伯森先生，我们这么说吧：一颗星球的位置固然重要，但冰箱摆在厨房里最实用的地方对于未来的家庭主妇也许更重要。你说你希望女孩从学校获得的一切就是扎扎实实的教育。但我们所讲的教育意味着什么?过去，它主要是口头形式的；我是说，你可以叫孩子背下一部百科全书，他或她能消化学校所能给予的一切知识，甚至更多。亨莫博士，你是否想到，中世纪的约会形式对于现代青春期少年已不如如今的周末约会有生命力(霎眼)?——说句玩笑，我听说比尔兹利大学的精神分析学家数日前还允许自己约会了一次。我们不仅生活在思想的世界，还活在物质的世界。不经实践的言辞是空洞的。多萝西·亨莫森怎么能对希腊和东方人的奴隶和妾室感兴趣呢?这场演出令我甚为惊奇，但我对两位和学校有关的聪慧女士谈时，她们都断言女孩子的读书之风确实很盛，所谓“交流”的原则多少近于大吹大擂，目的是给旧式的比尔兹利学校增添些许现代特征，尽管实际上它仍一本正经如同对虾一样。

　　这所学校吸引我的第二个原因说来一些读者可能觉得好笑，对我却很重要，因为我就是这么长大的。街对面，就在我们屋子的前边，我注意到有一条长满野草的荒沟，还有些五颜六色的灌木丛、一堆砖头和零星几块厚木板，以及低质的淡紫色泡沫和镀铬的秋天路边花；从那条沟恰巧能看见与塞耶街平行的一条微亮的学校小径，紧挨着着就是学校运动场。除了心理上的舒适以外，这种错落有致可使多丽的一天与我自己紧密相连，我立刻预见到我将拥有的乐趣：通过高倍数双筒望远镜，我能从书房兼卧室欣赏课间休息时在多丽周围玩耍的其她女孩子，能按统计学的方法，分辨出她们中间性感少女的比例；不幸的是，就在开学的第一天，工人们来了，在离沟不远的地方修了围墙，不久，一座黄褐色木制建筑又在围墙外边立了起来，完全挡住了我的幻境；但当他们刚刚装上足以破坏一切的材料以后，那些荒唐的建筑工又宣告暂停，再未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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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塞耶街上，在富有学术气息的小城镇一片绿色、淡黄色、金黄色的居住区，人们肯定会碰到几个友善的快乐汉突然冲你大叫。我为自己和我们恰到好处的关系程度感到骄傲：彬彬有礼又保持距离。我西门的邻居，过去可能是商人或大学教师，或身兼二职，只在给新花园理枝或给小汽车冲水，或晚时给汽车道除霜时(我不在意这几个动词是不是全错了)偶尔和我说说话；我简单的咕噜声，听上去分明象表面的赞成，或对他说完话后的空隙感到疑惑而作一填补，完全排除朝亲密关系发展的任何可能性。杂草丛生的垃圾对面的两间房，一间是关着的，另一间里有两位英语教授，穿苏格兰粗呢，短头发的莱斯特小姐和红颜已褪的费边小姐，她们在路边散步和我谈话的唯一主题就是(上帝保佑她们的机智!)我女儿的年轻、可爱和加斯东·戈丁的天真魅力。我东门的邻居，一个尖鼻子、相貌平常的家伙，远远超过其它人是最危险的，她的已故哥哥曾作过那所大学的“教学楼兼运动场管理员”。记得有一次我恰好站在客厅窗边烦燥不安地等候小爱人放学归来，正看见她半路截住了多丽。那可僧的老处女试图将用良好祝愿的美妙面具掩藏她好窥人隐秘的病态心理，她站在那儿，靠着一把细长的雨伞(冰雹刚停，一轮冰凉、湿润的太阳闪了出来)，多丽，尽管天气阴寒，还披穿着她的褐色外套，堆成的书抱在胸前，在笨重的威灵顿长靴上边露出她粉色的膝盖，一副受惊小绵羊式的微笑从她小翘鼻的脸上掠过又消失，那脸——或许由于惨淡、寒冷的光线——看上去几乎是苍白的，用德语说，就是乡下姑娘的模样，她站住应付东屋小姐的问题，比如“你母亲呢，亲爱的?你可伶的父亲最做什么的?以前你住哪儿?”另一次，这讨厌的家伙用一种哀请的声调向我搭讪——但我避开了；几天以后，她送来张便条，装在画蓝边的信封里，毒液和蜜糖的漂亮混和物，她邀请多丽星期天去她那儿，可以蜷卧在椅子里读点“我作孩子时，我亲爱的母亲送我的一大堆书，而不是整夜让收音机轰轰吼叫。”

　　对于杂役女佣兼厨子的霍利根太太我也要多加提防，她和一架真空吸尘器都是我从前一位房客那儿继承下的。多丽在学校吃中饭，因此这倒问题不大，我另外还能熟练地给她弄好丰盛的早餐，会将霍利根太太离开前做好的晚饭加热。

　　这个善良无害的女人，感谢上帝，有只严重近视的眼睛，看不清细小物，况且我又早已成为伟大的铺床专家；不过我还在被那种感觉所困拢，唯恐在什么地方留下了什么要命的纰漏，或是，霍利根来时恰好碰到洛也在；这种情况不常有，但假若有一次，头脑简单的洛就可能会在畅快的厨房闲聊中，受了她殷勤奉献的同情的诱惑。我经常觉得我们是生活在灯火通明的玻璃房中，随时都可能有薄唇的羊皮脸透过因粗心而忘记拉帘的窗户往里窥看，企图瞥见到什么大多数窥亵狂必须小有破费才能看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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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讲加斯东·戈丁。我乐意——或至少是释然地容忍了——与他为伍，主要原因是他这豁达的人对于我的秘密的态度给了我绝对的安全感。不是他知道了一切；我没有特殊理由把秘密告诉他以示信赖，况且他是过于自我为今心的，根本不注意或怀疑任何能令他直率发问、今我直率做答的事。他向比尔兹利人恭维我，他是我的好使者。即使他发现了我的邪欲和洛丽塔的身份，那也不过只令他产生弄演楚我对他的态度忠诚与否的兴趣，而他的态度象对待下流话的态度一样没有客气的苛求；因为，尽管他思想苍白、记忆模糊，他很可能明白，我对他的了解胜过比尔兹利当地公民。他是个意志薄弱，易受左右，心情忧郁的单身汉，下宽上细，一副窄窄的、不太平衡的肩膀和一个圆锥梨型脑袋，他油光滑腻的黑发梳向一侧，另一侧只留几根。他的下半身很粗大，走起路来，一副窥探秘密的笨样子，两条腿肥胖出奇。他总是穿一身黑，甚至连领带都是黑的；他很少洗澡；他的英语一副粗俗歌舞表演的腔调。虽然如此，所有人还是认为他是极为可爱、可爱又怪诞的家伙!邻居们纵容他：他知道附近所有　小孩的名字(他住得离我几条街远)，还常叫来几个替他清扫人行道，焚烧他后院的败叶，搬整小屋中的木头，或在屋旁做杂活，他喂他们美妙的巧克力，还是纯酒夹心的——他地窖里有一间陈设东方式家俱的私室，装饰壁挂的灰墙上接着好玩的匕首和手枪，四周还有伪装的热水管。楼上，他有间画室——他还画点儿画呢，这老骗子。他用忧郁的安德利.

　　纪德、柴科夫斯基、诺曼.道格拉斯，以及另外两位有名的英国作家尼金斯基(全都是大腿和无花果树叶)、哈罗德.D.道布尔内姆(迷蒙的眼睛，中西部某所大学的左翼教授)以及马歇尔·普鲁斯特的大幅照片装点那面斜墙。所有这些人都仿佛要从倾斜的墙壁上冲你坠下来。他还有一本影集，收有附近所有男孩、女孩的玉照，当我用拇指匆匆翻看，一边还随便做些评语时，加斯东就紧闭双唇，撅着嘴小声嘀咕道：“对。他们很乖”他的褐色眼睛还在各种各样感伤又极富艺术性的小古玩以及他自己陈旧的画布(传统手法的画出幼稚的眼睛，拆散的吉他、蓝色乳头和几何设计的时间)转来转去他一边对着画完的木碗或加了脉纹的花瓶含混地做着手势，一边说：“拿一个梨吧。对面那位好心太太送我太多，我可尝不了那么多。”或者说：“洛尔小姐刚给我送来这些美丽的大丽花，不过我很讨厌它们。”（忧郁、悲哀、充满对世间的厌倦。)

　　为每周两三次的对弈我情愿他到我家而不去他家，原因很明显。他坐着，两只短胖的手放在膝上，真象打扁了的老玩偶，眼瞎瞪着棋盘，好象那是只死尸。喘喘气，他一考虑就是十分钟——走出来还是输着。要不然，这好人考虑更长时间以后，象老狗似地慢慢低声宣布道：“将军!”接着咳一声，震得下巴直颤；但我对他指出他堵了自己的路，他立刻抬起弯曲的眉毛，深叹一声。

　　有时，从书房里我们坐的地方，我可以听得见洛在楼下卧室里练习舞技，但加斯东的外界知觉正麻木着，他对那些明显的节奏充耳不闻——一，二，一，二，重量移到绷直的右腿，抬腿，侧伸，又一，二；只有当她开始跳跃，在跳跃时劈叉，一条腿曲起，另一条后伸，飞起来，又落地站稳一一只在那时，我苍白、骄傲、脾气糟透了的对手才会挠挠头或脸，似乎将远处的砰砰声和我气势汹汹的皇后的出刺混在一起。

　　有时我们正考虑棋路呢，洛拉垂头弯腰地走进来——每次看见加斯东倒都是件乐事，他的象眼仍然盯着他的棋子，只礼节性地起身和她握手，看也不看她很快松开她柔软的手指，又坐回椅子陷入我给他设置的圈套里。圣诞节前后的一天，我差不多两星期没见到他了，他问我“您所有的小女儿，她们都好吗?”从这句话我明白了，他是按照他那双重视、阴郁的眼睛瞥到洛丽塔的一系列服装种类把我唯一的女儿如了倍：蓝色仔裤、短裙、短裤、一条棉袍。

　　我不愿花许多时间谈论这可怜的人(真够悲伤的是，一年活，他去欧洲旅行期间，卷入了那不勒斯的一件龌龊事，

　　便再也没回来!)如果不是他在比尔兹利时对我的情况持有那样一种奇怪的容忍态度，我可能根本不会提到他，我需要他作我的护卫。他缺乏天份，一个平庸的老师，一个毫无作为的学者，一个闷闷不乐、不爱理人又老又胖的同性恋，对美国生活方式高度蔑视、对英语语言又完全无知———在自命不凡的新英格兰，老年人赞颂池，年轻人拥护他——噢，他真是神气活现，却是愚弄了众人；我又何尝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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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正面临一项乏味的工作，记录洛丽塔品质堕落的确切情况。假如她点燃的那部分炽情未达到这般热烈，那么纯净的财富也不会到她手中。但我软弱，我不聪明，我的女学生性感少女让我甘心为奴。伴随着人类生活环境的缩小，只能是温柔恋情和痛苦在增加；而对此，她是占尽了便宜。

　　每周给她的零用钱以她履行了基本职责为条件，在比尔兹利时期初是二十一美分——时期结束前涨到一元五分。此外她还不时从我这儿得到各种各样的小礼物。一要就有蜜饯吃或有露天电影看。这实在足够大方。当然了，我也很乐意要求她多吻我一次，甚或当我觉察她极为垂涎某种孩子的娱乐时，就要求一次尽情抚爱。但她的确很难对付。她一天若只得三便士或三个五分币就无精打采；事实证明，每当她权力在握要否定我的某种生命援救物，比如奇异、慢性的春药时，她是个多么冷酷的谈判者；离了那药，我甚至活不上几天；然而正因为情欲的本性十分衰弱，我又不能用武力达到目的。她自知那张柔软嘴唇的魔力，她竟得以——在上学的一年里!——将一次拥抱的昂贵利钱提高到三、甚至四元，噢，不要哂笑，想象我是悬在快乐的刑台上，它就象一架叮当大响、喷吐富贵的疯狂机器，吵闹着吐出了一角银币和二十五分币以及大额银元；而她眼看我处于癫狂状态，便在小拳头里死死抓住一把硬币，事后我倒是总能把它撬开，除非她趁我不备跑到一边藏好她的战利品。每隔一天，我都要到学校四周巡视，昏昏然步入药店，我窥视雾气朦胧的深巷，窃听那回响在我震颤的心和落叶之间的女学生们远去的欢声笑语，我不时潜入她的房间，审察画着玫瑰的废物筐里撕碎的纸片，又细看那张我亲手制做的处女床的枕下。有一次我在她的一本书(真巧——《宝岛》)里找出了八张一元的钞票，又有一次从“惠斯勒之母”后面的墙洞里找出二十四元和一些零钱——总计二十四元六角——我悄悄携走了，第二天，她对我指控霍利根太太是卑鄙的盗贼。最后，她凭智力又找到一个更安全的贮藏地，我再也没找到；但从那以后，我便让她费尽气力取得了参加学校演剧活动的准许，也就彻底降低了她的身价；因为我最怕的，不是她可能毁掉我，而是怕她会攒足钱跑掉。我相信这可怜的、目光凶狠的孩子已经想到，用她钱包里的五十元就能投奔百老汇或好莱坞——或大草原以外荒凉地方的某个恶臭的饭馆(召工!)；风儿在吹，星垦在闪，小汽车，酒馆，酒保，一切的一切都肮脏，破烂，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