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的道义方式

2001年01月20日12:34:02　网易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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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江湖冲突与民族矛盾的纠结中，清代是江湖综合了民族矛盾的历史典范、梁羽生则是处理和表现这一问题的文化高手。

　　梁羽生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新一代武侠小说作家，具有空前强烈的历史感，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小说没有明确的历史背景（与此不同的是，金庸《侠客行》、《连城诀》就没有历史背景）；他的正义感也空前强烈，人物都是在多重矛盾中表现出侠义风范来的。梁羽生上接《儿女英雄传》以来的侠义小说和民国旧武侠小说，下开金庸的文化天地。梁羽生集中体现了侠文化的历史传统。

　　梁羽生多重冲突的主要方面包括：

　　江湖与庙堂的冲突”；

　　民族冲突；

　　正邪冲突;

　　情爱与理智的冲突；

　　仇恨与和解的冲突；

　　在这多重的矛盾冲突中，江湖与庙堂的冲突是侠文化历史上的永恒存在，是侠文化各种矛盾冲突的核心,它体现的是侠者对自由的追求；民族冲突则使这了主导冲突复杂化，它和正邪冲突一起，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展现了侠的自由和兼爱观念；同时，由于民族冲突的加入，江湖与庙堂的关系更加扑朔迷离，有对立的一面，也有了统一的一面。

　　在传统观念中，中原汉族自称为“夏”，对周边民族一律贬称为“夷”。《论语·八俏》中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夷狄之国虽然有个君主，却还不如中原各国没有君主呢。古代中原民族自以为是夭地的中心，对周边那些文化较为落后的民族，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是很瞧不起的。不仅如此，到了明清时代，他们对发达的西洋文明在心理上仍是鄙夷不屑的。鸦片战争的大炮轰开中国大门，情王朝仍顽固地以“天朝”自居。这种心理、造成了历史上“夷夏之防”的事实，中原民族历代以来多对周边民族极力排斥、这无疑是一种落后的文化态度，汉、唐、清的鼎盛。正是民族融合的结果。但古人却很难接受这种观念，因此，历代以来，冲突多于和解，朝廷庙堂如此，江湖绿林如此，伴随着民族之间无数次争夺地盘的冲突，使侠文化在江湖、庙堂的冲突中又染上了“夷夏之防”的光怪陆离。

　　在梁羽生的大多数作品里，都表现了这种复杂的侠文化冲突。现简要介绍如下，

　　大唐游侠系列—《女帝奇英录》《大唐游侠传》《龙凤宝钗缘》《慧剑心魔》—江湖既面对安史之乱及其前后时期胡人的侵略和反叛，又面对朝廷好佞和回讫等外族的趁火打劫。

　　宋辽金元系列—《狂侠·天骄·魔女》《鸣第风云录》《瀚海雄风》《风云雷电》《飞凤潜龙》《武林天骄》——

　　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汉（宋）四方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汉族江湖面对辽金元的侵略，而辽、金也分别受到金、元的侵略，金、元开始时也是值得同情的被欺凌者，每一方都有值得同情和暴虐扩张的两面。江湖人各为自己的民族而战，最后极有可能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陷于民族与侠义的冲突不能自拔，导致最终的悲剧结局，《飞凤潜龙》就是个极典型的例子。在这个基础上，为了侠者的正义和侠义，梁羽生进一步提出了民族和解的意愿，这可以看作是他在侠文化探索中关于民族问题的最后认识。在他的第34部作品《武林天骄）中有这样一段：

　　檀公直忽道，“孩儿，你不要骂他，我只是为他

　　可惜！”张炎怔了一征，说道，“你为我可惜什么？”

　　檀公直道：“可惜你在岳少保生前，没有机会受

　　到他的教导。”

　　张炎冷冷说道：“我现在就是遵奉岳少保的遗

　　训！”

　　檀公直道：“你口口声声说是遵奉岳少保的遗

　　训，岳少保若是泉下有知也会从棺村里跳出来打你

　　的耳光！”张炎大怒道：“你死到临头，还敢对我侮

　　辱！”

　　檀公直道：“岳少保的遗训，叫你不分青红皂白

　　胡乱杀人的么？你知不知道岳少保在朱仙镇大捷之

　　后，曾发过一道檄文。檄文说他将渡河收复失地，叫

　　金国的老百姓不要附从兀术与他为敌。檄文说只须

　　遵从他的号令，他对金人汉人都是一视同仁。在朱

　　仙镇大捷之前，他又曾上过一道奏章，是给宋国皇

　　帝赵构的，他反对赵构和秦桧向金国求和，但也说

　　明他并不反对和平，只是平等地位的和平。可见岳

　　少保也并非要与所有的金国人为敌，要不要我把这

　　道奏章念给你听？”张炎是岳飞女婚张宪的家仆，檀公直是辞官隐于山林的金国王爷，在这里，梁羽生将岳飞视为最高思想境界的楷模，张炎作为一般汉人侠义道的一员，思想境界反而不如某些金人。

　　岳飞抗金，只是反侵略，只是要收复失地，只是希望有平等地位的和平，岳飞的外孙女张雪波也是岳飞精神的继承者，她在临死的时候对儿子武林夭骄檀羽冲说：

　　“我说的是报仇以外的事情，记住，你的父亲

　　（指植道成）是金国人，你的母亲是宋国人。金宋虽

　　是敌国，你的父母却是恩爱夫妻。”这些，无疑是一种民族和解的精神，它建立在和平、自由、正义、兼爱的基础之上，是以民众的利益为旨归的，正如金庸《鹿鼎记》中的韦小宝，虽然他是天地会总舵主的徒弟、青木堂香主，后来会众又要推他为总舵主，然而他对天地会的反清事业却不无疑惑：既然康熙在位，国泰民安，物阜民丰，又要推翻他干什么？

　　明代游侠系列——《萍踪侠影录》《散花女侠》《白发磨女传》《还剑奇情录》《联剑风云录》——江湖帮助朝廷打跑异族侵略者，朝廷却翻脸不认人，这里反映的在民族冲突的危急情势中江湖与庙堂的关系，很有典型性和深刻性，我们在下文将专门谈到。

　　天山系列——《塞外奇侠传》《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冰魄寒光剑》《云海玉弓缘》《冰川天女传》《侠骨丹心》《风雷震九州》《冰河洗剑录》《游剑江湖》《牧野流星》《弹指惊雷》《绝塞传烽录》《剑网尘丝》《幻剑灵旗》《武林三绝》——这个系列以清代为背景，江湖站在江湖的立场上反对朝廷，站在汉族的立场上反对满清，站在正义的立场上扶助弱小民族，站在祖国的立场上“宁与清室，不与番邦”并与一切爱好和平者实现民族和解。

　　义和拳系列——《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反帝、反满、反朝廷。

　　这里我们要特别谈谈在民族矛盾情势下江湖与庙堂的对立与统一。

　　先看梁羽生代表作《萍踪侠影录》的例子。

　　云蕾是地地道道的汉族侠士，她一出场就身负双重仇恨：

　　父亲云靖被明英宗赐毒酒害死，这是江湖、庙堂之仇；云靖出使瓦刺被扣20余年，这是与瓦刺及其丞相张宗周的民族之仇。张丹枫也是如此，一方面有先祖大周皇帝张士诚与大明朱姓皇帝的江湖之仇，一方面是身为瓦刺丞相之子而被云蕾等人误会的民族纠葛，在这种情势下来展开情节，就把这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了。

　　在众多矛盾的主次轻重上，本来是伴随着江湖、庙堂之争的家仇居先，但在土木堡之变的民族危亡时刻，他们却毅然不顾家仇，与朝廷和解，主动帮助朝廷。云蕾之兄云重考取武状元，成为明朝大臣。张丹枫向明廷献出先祖张士诚留下用于复国的宝藏，献出元末奇人彭和尚彭莹玉绘制的天下军事地形图、而这些都本来是要用于对抗明廷的。张丹枫又全力协助于谦镇守北京，取得抗击瓦刺的胜利。这是侠者个人江湖恩怨让位于民族大恩怨、张丹枫身为瓦刺丞相之子，反过头来抗击南侵的瓦刺统帅也先，这使江湖矛盾全面让位于民族矛盾。张宗周一家受到瓦刺蒙族的迫害，在小说的结尾、云重出使瓦刺，飞马赶到，救了张家满门。

　　张丹枫的几重仇恨，在瓦刺南侵之前的顺序是：大明皇帝（张家世仇，是张士诚与朱元漳冲突的延续，张家托身塞外，即表明把它看得重于一切）；云家（因为云靖是明朝使臣，张宗周遂将与朱姓皇帝的仇恨发泄到他身上，扣留20余年，造成云靖冤死雁门关下）；瓦刺（这时还尚未有明显的表现，仅仅是不满也先的穷兵赎武而已）。

　　瓦刺南侵之后，顺序改变为：与瓦刺之仇（终于发展到生死冲突）；与明廷之仇（逐渐由仅仅代表个人到终于代表江湖，联合只是一时，决裂成为必然。到《散花女侠》中，便发展为不共戴天的公开武装对立；与云家之仇（本来都是江湖事，化解了也就不再是仇恨；张丹枫与云蕾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从这些事实便可以看到，梁羽生在“正义”与“侠义”精神下，处理民族、庙堂、江湖三类矛盾的基本原则：

　　第一，三类矛盾的顺序从大到小依次是：江湖与异族的民族矛盾（站在本民族一方）、江湖与庙堂的矛盾、江湖与江湖的矛盾。

　　第二，三类矛盾中的基础是不一致的。民族矛盾是侵略与反侵略、吞并与反吞并、奴役与反奴役，侠者率领江湖站在弱小和正义的一方。庙堂矛盾是奴役与自由、桎梏与逍遥，侠站在自由的一面，希望庙堂和江湖按照各自的轨迹运作，互不干涉。江湖矛盾则充满各种各样的情况和理由，有基于伦理的江湖恩仇，有基于正义或江湖秩序的路见不平，等等，这些矛盾往往让位于前两类矛盾。

　　第三，三类矛盾可以互相转化，在转化中实现和解。张丹枫最终舍弃个人的家族仇恨，实现了江湖与庙堂的暂时和解，但这种和解又必须是有前提的，张丹枫的前提是瓦刺南侵，明朝成了抗击侵略的正义一方；同时，从伦理关系上说，他的血缘也是属于明朝所代表的汉族的，他和明朝又有一种天然的血缘亲情，这使他和明廷实现和解，共同抗击民族的敌人。

　　第四，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既有抵御外侮的成分，也有“夷夏之防”的传统偏见、还有扶助弱小民族的正义因素。如“天山系列”的反对满清，不仅是针对代表庙堂的皇帝个人，也针对整个满族统治民族；对遭受清军侵略的新疆回部，则给予同情，结成同盟，武力支援（《牧野流星》《弹指惊雷》《绝塞传烽录》），对大凉山也是如此（《侠骨丹心》）；在清室和外国之间，则由《冰川天女传》中的天山派掌门唐晓澜之子唐经天讲明了“宁与清室，不与番邦”的道理，坚决阻止了天竺僧人分裂西藏的阴谋。可以说，在民族关系这个既复杂又敏感的问题上，侠文化较普遍地存在着的状况，是“夷夏之防”传统偏见与正义原则的综合。

　　第五，民族与江湖的两类矛盾都是暂时的，庙堂矛盾是永恒的，侠文化从这里体现出它的江湖本色。在《萍踪侠影录》中还帮助朝廷抗击异族的张丹枫，到《散花女侠》的天顺元年，已被明英宗命令大内总管阳宗海千里追杀。大唐游侠系列里段克邪、铁摩勒的绿林势力，明明是要帮助朝廷铲除安史叛党余孽，却在京城比武大会被禁军围攻，如果不是空空儿假传圣旨、长乐公主从中斡旋、群雄真不知葬身何地（《龙凤宝仅缘》）。至于以元、清为背景的小说，更将蒙汉、满汉的民族冲突夹杂在江湖、庙堂之间，朝野上下，打得不可开交。

　　第六，民族矛盾的最后解决应该是民族和解，以正义和侠义为中心，不同民族的侠义道共同联合起来，反对本民族的反动统治者，也反对异族丧心病狂的少数人的扩张和侵略野心，实现普遍的兼爱与和平。我们在前面曾以檀羽冲和张炎的对话，说明民族和解的意义，是梁羽生关于民族矛盾的最后的见解。

　　第七，侠者以侠为宗，宁可无武，不可无侠，侠的最大魅力，还在于侠者的人格意气，它可以超越一切矛盾，写出冲突各方侠义人格的光华。较突出的如梁羽生第21部武侠小说《飞凤潜龙》，蒙、金、宋三方的好手，都是顶夭立地的侠义之人，但他们各自为了自己的民族和祖国，在情与义、义与忠之间，最后选择了悲壮的死亡，蒙古高手鲁世雄10岁就进了金国济王府，多年后成为金国第一高手御林军统领完颜长之的干女婿。南宋高手潜龙孟还中潜伏金国，成为完颜长之的爱将。这两位完颜长之的左右手，潜伏多年的目的，则是为了被金国抢来的大宋国宝“穴道铜人”和内功心法“指元篇”，他们都是为了自己民族的强盛，是他们自己民族的英雄。独孤飞凤夹在这中间，鲁世雄是她的丈夫，孟还中是昔时的恋人，她自己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金国子民，最后，终于是情感夹杂着正义占了上风，国宝回归南来。然而江湖的义气侠道。民族的忠孝伦理又使三人处在难堪的境地。鲁世雄行迹已露，自然不能在金国再呆下去，却又没有完成潜伏的使命，有负祖国的托付。只好自杀以殉。独孤飞凤帮助了孟还中，因此愧对丈夫、愧对义父，愧对自己民族的利益，虽为正义、为挚情，却解不开纠缠不清的忠义情理之结，也只好自杀而死。孟还中虽然完成了民族的使命，却使得独孤飞凤因他而死，是为不义，所以也一刀插进自己的心窝，倒在独孤飞凤身旁，这是殉情，更是殉侠义之道。三位主人公的悲壮之死，消融了一切矛盾，将侠义道高置于三个民族的利益冲突之上，这是侠义道的光彩。

　　根据上述原则，梁羽生关于民族矛盾的侠文化就构成了他自己的矛盾冲突体系——

　　首先是侠义道的正义和义气，包括扶助弱小和兼爱和解。

　　其次是随时间、地点而异的民族矛盾和江湖。庙堂之间的对立，交融着江湖之上的正邪侠魔冲突。

　　最后是微不足道的个人江湖恩怨。

　　在这中间，正义和义气自然包含着古龙“爱是永恒”的主题，“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主题，“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主题。

　　在这中间，民族、庙堂、江湖自然包含着金庸《笑做江湖》退出江湖的主题，《鹿鼎记》“不才小宝称至尊”反文化的主题、民族狭隘意识和民族融合意识的主题，温瑞安《四大名捕》身兼官、侠、民为一体的主题、

　　在梁羽生的作品里，大多数都由江湖。庙堂的矛盾夹杂着民族矛盾，侠在这中间使不仅体现出他作为一个江湖人的追求，更体现出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素质。章太炎在《检论、儒侠》中说：“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侠者血气方刚、意气交合，仅仅是表现和名称不同于大儒而已。梁羽生的张丹枫、唐晓澜、檀羽冲等一系列名士之侠，不就正是以儒家的民族观和正义观而人在江湖的大儒之侠么？

　　一方面是坚持江湖道义，一方面是立志为国为民；一方面是民族和解，一方面是抗御外侮。梁羽生关于历史背景和民族矛盾的处理，都蔚然成为侠文化的大家；这时，从他那里抽象出来的侠义舰念；依然是——

　　正义（侠义）；

　　自由（独立）；

　　兼爱（民族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