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何说起——《会真记》的故事开端

2001年02月09日09:33:37　网易报道　斜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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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让一位现代小说家来讲述张生与崔莺莺的故事，他很有可能以男女主人公分别后的情景开头：离开了普救寺西去长安的张生正走在路上，神情疲倦。这很正常。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他经历了一场极其耗费心力的恋爱，其中周折不少，常人难以想象。张生离开了那个曾经使他神魂颠倒的女人。现在，身后是他的初恋，偶一回头，就又看到那张美丽的脸庞，眼光如泣如诉，仿佛在默默重复他留给她的誓言。女人呵！女人的楚楚可怜真是一把伤心的利剑……傍晚的斜阳照在脸上，他忽然想起：阳光已是久违了。无数个销魂月夜，使他几乎忘记太阳的温暖。就象从梦中醒来一样，张生又重新发现了那种温暖。道路宽阔，笔直地伸向晚霞，他知道尽头是繁华的长安，世间才子功名的所在。是了，功名。
　　
　　以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情开了头，小说家面临选择。TA必须清楚，自己要描写的张生和崔莺莺，是元稹《会真记》里的，还是王实甫《西厢记》里的。换句话说，他是打算帮助张生走出矛盾呢，还是希望他留在矛盾里。虽然《西厢记》以《会真记》为蓝本，但在大多数读者看来，两个故事截然不同。这种不同既体现在爱情的结局里，更包含着对故事主人公的评价。两个版本中女主角的高贵美丽给读者留下了一致的印象，分歧集中在男主角身上。元稹的《会真记》问世不久，大家就开始猜测故事里的张生是否元稹本人。尽管据元稹自己说，当时社会上对于张生抛弃崔莺莺的行为多表示理解，甚至嘉许。但猜测人物原型的现象本身就暗示了道德评判，理解是一种高姿态的温和的谴责。显然，大家很想知道：那个在爱情生活中始乱终弃的轻浮男人，是不是大才子元稹。以元稹的聪明，他事先也会想到这种情况。他在津津乐道自己艳遇的同时，也巧妙地把其中的细节作了某些技术处理。他希望的效果是让这个故事更象虚构。
　　
　　在考察元稹的努力之前，我们可以先看看这种期望效果的可能性。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认为，诗歌的功能是抒情（“言志”），叙事则主要由历史写作来承担。亚里士多德认为，“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成‘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区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叙述可能发生的事”。中国的学者不会去想象诗歌体的《史记》是个什么样子。问题不在于是否有韵，而在于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理解：这个思辨性的哲学概念在中国强大的功利现实主义里引不起共鸣。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解释很雄辩：既然还没有发生，何必要费神思考呢？中国文学没有象西方那样出现史诗和悲剧。这并不是说，史诗精神和悲剧精神在中国没有对应物。史学家司马迁在给朋友的书信里写道：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从周文王到韩非子，全部都是历史上存在过的真实人物。在他们身上，司马迁发现了一种与命运抗争的悲壮气概。事实上，司马迁本人也应列进这个名单，他为战败的将领向皇帝求情，惨遭阉割。正是因为对历史叙事怀有宏大的抱负，他才忍辱负重，最终完成《史记》。史学家通过历史写作，对悲剧精神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并由此圆满地进入历史。——这种模式成为典范，影响所至，后世的叙事文本几乎全以历史的面孔出现，甚至那些纯粹虚构的故事，也都自称是“裨官野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小说戴着史学的帽子默默地发展。到唐代，文体已趋成熟，终于产生了脱离历史写作的机会。
　　
　　这是中国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高潮。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中指出，“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这种“有意”也许和“传奇”的命名有关。“传奇”最初含有贬义，用以和韩愈柳宗元等为代表的正统议论文体相对。人们认为这些文章搜神猎奇，荒诞不经，难登大雅之堂。不料名称一旦出现，反而等于划定了范围，允许这类文字存在。如此一来，诗人们既可以名正言顺地轻视这种文体，又可以理直气壮地放开来写。
　　
　　简单梳理一下上述内容：到了元稹写作《会真记》的时候，汉语叙事文体的发展，已经有了相当的成绩；“传奇”这个名称的出现默许了小说的存在已经合法，不必从属和假托历史；从而，虚构也被社会文化广泛接受；观念的转变赋于了传奇若干文学功能，鼓励作者在其中表现自己的才华；由于和历史的长期关系，小说创作中有意无意的史家笔调还随处可见，除了那些很明显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故事，大多数的传奇文本的内容介于虚构和史实之间。
　　
　　这些特征的出现正是元稹讲述他的故事的最好时机。唐贞元十五年（799）前后，21岁的元稹游学蒲州，遇到了一家远房亲戚。这位中年寡妇正路过蒲州回长安，当地的兵荒马乱让她感到很不安全，碰巧元稹认识守将，于是请求他为寡妇一家提供保护。麻烦很快就过去了，寡妇对元稹的帮助非常感激，专门为他举行了一场宴会。宴会上，元稹认识了寡妇的十七岁的女儿，被她的美貌和气质打动。他主动向她表达爱慕之情，写诗给她，通过她的侍女传达消息。经过努力，他终于如愿以偿，同她发生关系。两人同居了一段时间后，他离开了这个女孩子。他把她写给他的感人至深的书信在朋友圈子中流传，把他们的恋情讲给大家听。他向别人解释自己变心的理由：对方是上天派来的“尤物”——这个词通常用来形容非常奇异的女人，美貌，聪慧，具有某种神秘的破坏力——“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他的德行不足以降伏妖气，所以不得不忍痛割爱。
　　
　　《会真记》的另一个题目叫《莺莺传》，崔莺莺是那个女孩子的名字。这当然不是真名，有人甚至认为作者给女主人公取这样的名字居心叵测。从南北朝时期到隋唐，社会风气非常看重门第，史料记载有些贵族自视极高，甚至连皇室都看不起。在当时，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希望通过和贵族女子联姻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崔氏正是这样一个高贵的大姓。小说让被书生抛弃的女孩子姓崔，而且故意显得对姓氏的细节漫不经心。这样的安排有三种可能：一、作者象我们一样没有当时的社会经验，不知道攀附高姓对一位有志于仕途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二、作者很清楚姓氏的意义，但他对此并不在乎。以元稹一生追求功名的热情程度来看，前两种可能都不存在。事实上，元稹在抛弃了初恋情人之后，热烈追求并最终娶到的韦丛，就是一位高门的女儿。元夫人早逝，同时代的散文大家韩愈为她撰写了墓志铭，其中盛赞了韦家的显赫地位：
　　
　　诗歌硕人，爰叙宗亲。
　　女子之事，有以荣身。
　　夫人之先，累公累卿。
　　有赫外祖，相我唐明。
　　
　　元稹本人深爱着他的妻子，对他们的婚姻，他是带着感激之情的。妻子死后，他写诗怀念，有“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的句子，把妻子比作东晋时谢家（东晋谢氏，在唐朝几乎就是贵族的代名词）的才女道韫，同时自许为古代的贫士。象黔娄那样的穷书生能娶到象谢道韫那样的贵族女子，不仅是一种荣幸，简直可以是一项功德。元稹才华横溢，证据之一就是他以贫苦的出身竟然成就了如此非凡的婚姻。
　　
　　所以，关于崔莺莺姓氏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作者希望通过这样的安排，淡化自己的绝情表现。这就好象是说：你看，如果我贪财的话，怎么会面对黄金无动于衷呢？聪明如元稹，自然清楚在什么时候应该适度低调，当他谦逊地说明自己的品德不足以降伏妖气时，他其实是在暗示，谁都不可能有那样高贵的品德。
　　
　　在故事的开头，化名为张生的元稹被介绍成为一位温和、美貌、坚守道德原则的君子。“游宴”，是唐代文人交往的重要场合，其中常会安排种种的色情文艺活动。社会主流观念对此是默许的。但另一方面，这确实又和孔子的训戒相矛盾。唐朝的每一位儒生，都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希望既可以享受感官快乐，又能够保持道德姿态。但是元稹说，他一直坚定地站在传统道德一边。有人问他时，他用著名的“登徒子好色”的典故为自己的卓尔不群辩护。在他看来，众人的放荡行为是淫秽而不是好色。他本人反倒是真好色，因为“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姿态之高，和他后来的谦虚说辞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这儿，我们看出元稹的矛盾，他极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叶公式的人物（甚至不惜自相矛盾地让“尤物”这个词在两个地方出现），但又无法证明那条龙是如何可怕、怎样惊吓了热爱她的男人。
　　
　　崔莺莺的唯一缺点，就是她其实并不姓崔。根据小说描述，秀丽的容貌，高尚的品质，高贵的举止，温和的态度，卓越的才情，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她都是完美的典型。谁爱上莺莺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如果一位才华出众的书生因为她耽误了求取功名，那么，她的形象就会从天仙一变而为妖孽，所有的美好也会随之成了诱惑。“会真”是“奇遇仙人”的意思，按照当时的观念，用“真”、“仙”来称呼美貌女子．

　　象中国大部分古典小说一样，元稹也是以道德阐释作为《会真记》的叙述原则。张生的“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是合乎道德规范的；他帮助寡妇一家，是君子行为；后来坠入情网，也事先通过“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的标榜找到了道德上的合理之处；抛弃初恋情人的行为则是用“忍情”来解释的：不是变心，是不得已；而且，作者讲述这个故事也是出于道德的考虑，为了劝戒后来者，使“知之者不为，为之者不惑。”总之，张生（也就是元稹）自始至终是一位标准的君子，事后他也许感到过遗憾，但就象他在很多诗句里所表现的那样，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从未后悔或者自责过。这种从容的态度令人怀疑元稹是否真正爱过莺莺，后世很多批评家都严厉指责他的人品。如果这种怀疑成立，《会真记》就成了一部矫饰虚伪的无聊之作。但我们在厌恶元稹的同时，也会提出陈寅恪的问题：元稹是很会写文章的人，他为什么在小说里加了那么一段迂腐的议论，令自己背上一个遭后人唾骂的大包袱？陈寅恪说是因为文体需要，元稹不得不发一段议论。这个答案只说明了为什么会有议论，却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议论。事实上，尽管在我们看来，这段议论酸腐牵强，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元稹本人也为它难为情。正相反，他倒很可能觉得自己理直气壮，他的朋友们，白居易、杨巨源、李绅等——他们都是当时的名士——甚至赞许他“善补过”。所谓“过”，就是认为他的初恋是沉湎于不成熟的情欲之梦。
　　
　　这样看来，除了莺莺的家世之外，元稹似乎没有必要在叙述里加入太多虚构的成分。他确实会爱上这个美丽的姑娘，也肯花大力气去追求她，以他的才气，很容易博得美人青睐。至于具体细节，很可能本来就是这么生动——才子佳人之间的高雅情调，他们当然应有尽有。作者的虚荣心会使他的态度显得比较轻浮，增添一些吹嘘炫耀的部分。这一切都在阅读的意料之中，只要把握住作者的心态，我们就能理解整个故事。
　　
　　然而故事本身并不完整。
　　
　　崔莺莺一家出场的时候，小说写道：“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这里讲得很清楚，崔氏一家是路过蒲郡要去长安的。但是后来，“十余日，廉使杜确将天子命……”至少十多天后，张生才见到了莺莺；经过红娘的穿梭，到二月十四日，张生再次见到了莺莺；十八日，崔张第一次发生了关系；“是后又十余日，杳不复知。”张生把未完成的《会真诗》送给莺莺后，“复容之”，此后“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又过了几天——前后至少有两个月了——张生要去长安了，崔氏一家反倒不提去长安的事了。数月之后，张生又回到蒲郡，崔家竟然还在那里！
　　
　　这个漏洞也许可以用“崔家后来决定留在蒲郡定居”（难道一间寺庙可以允许一家主仆长期借住？）或者“崔家本来就在蒲郡，是元稹搞错了”来解释，但接下来的一个疑问就难以自圆了：崔张同居了近一个月，崔母是否知道？原文有两种版本：
　　
　　甲：张生常诘郑氏之情，则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
　　
　　乙：张生常诘郑氏之情，则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
　　
　　按照乙版本，莺莺回答张生询问崔母的回答是：我不没办法（告诉她）。然后张生想找崔母谈成这桩婚姻。但接下来马上就是“无何，张生将之长安”，并没有去找崔母谈的下文。于情理不合。按照甲版本，莺莺的回答是：她知道也没其他办法了，所以想促成我们的婚事。从情况来看，崔张同居一月，她家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崔母知道，而且愿意成全此事，是应该讲得通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数月后张生回来，还可以光明正大地和莺莺同居几个月。我们可以猜想，在知道了崔张偷欢的事情后，崔母从震惊中冷静下来，先是感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接下来就希望把此事有一个体面圆满的结局。元稹是当时著名的才子，他如果能娶莺莺的话，对崔家（事实上他们并不姓崔）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崔母“欲就成之”，默许甚至纵容他们的同居行为。在小说里，崔莺莺的态度始终温和，即使在说“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也，愚不敢恨。……”这样的话时，也是“恭貌怡声”，直到抚琴时，才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投琴，流泪，跑到同样失望的母亲那里失声痛哭。元稹没有告诉我们，崔家为了促成这桩婚姻，还做了多少努力，但是我们能够体会这一对母女的心情。——这些是《会真记》里有意忽略掉的，但故事中最感人的部分，也许恰好就从这里开始。
　　
　　如果我们仔细查找这些失落的部分，也许还能有其他的发现。比如，莺莺从不肯见元稹，到当面斥责他，几天后却悄悄去和他同房，这中间发生了些什么？在其后十几天的杳无音信之中，又发生了些什么？

　　根据这些线索，我们可以想像出当时的元稹受到了怎样的厚待，而他又怎能对此无动于衷呢。和小说原文中的理直气壮相比，也许更应该相信元稹内心的激烈矛盾：一面是功名；另一面是千辛万苦获得的爱情，美丽的红颜知己，舒适的家庭生活（崔家看起来并不穷），甚至也还有道德上的诱惑。和经国济世的主流观念对照，中国文化一直也存在着另一种传统，象陶渊明所追求的那种悠闲自得的清白的隐居生活也符合儒家的道德理想。——在功名的对立面，砝码其实并不轻。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张生终于还是决定离开了。《会真记》里只有简单的一句“张生遂西”，但我们知道，他肯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理代价。这时张生的复杂心情，正是在本文开头关注的那个情景。如果我们倾向于相信人物的内心是充满着矛盾的，故事就必须从这些最激烈的转折点开始。反之，如果试图消解这种矛盾，就应该在人物之外的环境打主意。在《会真记》流传开来以后，很多人注意到了故事的不完整。无数的改编者加入了自己的解释，其中最著名的《西厢记》，就试图把张生的矛盾消解。通过老夫人的要求，张生考取功名和迎娶恋人竟然成了同一件事。所有的消极力量都归于外部，人物的内在不复再有丰富激烈的矛盾。
　　
　　来到长安后，元稹开始了他漫长而曲折的仕途，他以敢于直谏出名，屡次被贬，也曾经依附宦官，爬至宰相的高位。这个被人目为“巧宦”的大才子，在他顺利的时候，未必会想到曾被他抛弃的莺莺；在他遭受挫折的时候，会不会呢？官场斗争之余，他也写诗，其中有几首是送给莺莺的。他活了五十二岁。按《会真记》里的内容推算，元稹死的时候，莺莺应该是四十六岁。这个年龄并不算老，我们想她那时还在世，生活平静安祥，这些年来，很多关于元稹的消息传到她的耳朵里，现在得知他死了。她会想到什么？这也是一个故事的开头。如果她决定写一本《莺莺传》，有人猜测她会详细地描写初恋。但不一定，她也许这么简简单单地叙述她的十七岁：那年兵荒马乱，日子好像特别长似的。即使捱过了数九，仍然寒意料峭。冬雪难融，春风多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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