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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索拉:音乐与写作并存
2003年03月11日10:00:25 北京青年报 刘斌
刘索拉,女,生于北京,音乐家,作家。
记者:索拉,先说说你这本新书《女贞汤》吧。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你想表达什么?
索拉:《女贞汤》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在漫长的历史中,男人们常常被称为历史事件中的英雄或草包,但他们周围的女人们其实是事件的主角或直接的影响着男人和历史。女人们都是故事,无论她们死了还是活着,她们的心理世界比男人复杂得多。
这是一个关于几代女人的聊斋故事。男人在这里都是陪衬:被砍死的小妾娇艳死后在梦里插足,来世也为荡妇;被判死刑的莫姑娘一生被辱、来世必当总统;嫁给英雄的京之追求完美幸福,就是不得满足;凡不懂女人的男人,阎王娘都不让上天堂……
记者:当初你的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出笼时,当年龙钟沉闷的文坛大概有种“闪了一下腰”的感觉。你后来的东西与它除了在技法上,还有何不同?
索拉:我写作品不多,所以每一部作品都尽量追求它与前一部不同,以支撑我对新作品的兴趣。每一部作品在叙述口气上都不同。这本书是第一次尝试用故事的手法加上现代幽默,又借用多媒体的形式——戏剧和电影、现代心理学中的轮回等等胡说八道,这样读者可以很快的就感到时间和故事角度的变化。
记者:“你要感觉你的身体和音乐是连着的,别让它们分开了。”有许多人说感觉到你的文字中弥漫着自由自在的爵士乐的状态,你紧随它那令人发晕的危险的思维弧线滑来滑去。《行走的刘索拉》里面包括了你对音乐的体悟。那你更喜欢音乐还是写作?
索拉:音乐帮助我从不同的角度认识文学,又帮助我在写作风格中保持了一种有我自己特点的节奏感。音乐是我的专业和工作,所以大部分时间是作音乐,也更了解音乐。我曾经有一篇文章说到音乐是情人——因为抽象,文学是丈夫——因为实在。但对我来说,满拧,等于是和一个抽象的情人结了婚,和一个实在的朋友在谈恋爱!
记者:你现在主要生活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你的事业主要在哪里?两地对你而言是怎样的概念?
索拉:我现在大多时间生活在国内。因为有家里人和朋友在周围,觉得轻松得多。生活不光是事业,家里人和朋友们的气氛非常重要。我喜欢住在一个自己可以关心的地方。
住在国外的街道上,永远像是过路人,要是有了什么事就绕着走。现在我住在北京的厂房里,要关心这个漂亮的老厂房区是否可以保护下来,因为北京是我出生的城市,我对它有一种本能的感情。
记者:无论从音乐还是写作上,异国的生活经历都对你有影响,具体谈谈好吗?
索拉:国外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可以使一个人摆脱站在固定的角度看本土文化。越是了解异国文化,越是懂得欣赏和挖掘本土文化。全世界的音乐起源都是相同的,就像是人类文化起源的共同。不同的是文明发展之后,文化才有了很大的区别。在海外的人,更理解移民文化的发展,更体验移民面对主流的弱势。由于这种体验,我不由自主的在这本新书里写出移民文化融合和变迁之类的故事,而且不由自主的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神话历史和地域的颠覆。
记者:说说你的爱情观吧。感觉国人与西方人的这一观念有何不同?
索拉:爱情没有“观”。爱情就是爱情。爱情应该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感情,不能多动脑子。
每个国家的风俗都是不同的,国内现在已经比以前要开放和轻松得多了,当然由于这种突然的开放会有很多荒谬的现象出现。这些荒谬的现象会使人们惧怕开放的生活方式,宁可回到保守的方式。中国和西方的不同都是表面的,因为风俗和历史不同,大家喜欢比较,其实人类的生活方式都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记者:那么文化上有哪些差异呢?
索拉:这可以用上述生活和爱情观来作例子。男女的爱情关系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但是文化的差异会使人们有不同的处理。西方的文化普及和文明信息的普及使大多数人生活在文化和文明的气氛里,这种文明的气氛使人们对自己的新老文化生活保持见解和好奇心,并且保持一种起码的对生活、对工作、对人的道德——当然有时这种文明和道德很虚伪。中国有古老的文明,但是对待现在的生活方式,需要更多的新信息使人们了解新的文明。中国人历代生活方式和欧洲人更相近,和美国文化差异最大。
记者:你有个朋友叫四梅吗?她是什么人?
索拉:四梅是我九岁直到现在的朋友,她常常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在我的小说里。对此她不断“抗议”。但是将来我会把她写成一本书。
记者:忘了曾在哪儿看到过你坐在沙发上的照片,那样一朵醒目的“传统红花”的沙发料子,印象很深刻。
索拉:因为那些套是由村子里的农民缝的,为了节约时间,不去采购沙发布,就委托农民裁缝“就地在本村商店里买做被子的花布来”。农民问我要红花还是蓝花布,我就要红花。其实事先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儿的布。但我住的地方主色是灰的,我知道在灰色上面加大红,肯定好看,并且铁和布的质地差别也好看,所以毫不犹豫的就请农民订了大红花儿棉布。做好了拿来,果然好看。
记者:最近在忙什么?
索拉:在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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