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权力代表“八零后”发言？

2004年02月17日17:25:10　南方都市报　AT(80后作家）

　　春树在《时代》周刊封面上的姿态那么奇怪：以一种紧张、中性化的形象正襟危坐。而凌于照片之上的引导性标题无非意图说明，某些青少年意欲从“普遍”的青少年群体中脱逃出来，成为“另类”（我不得不违心地使用这一滥俗的词汇），而春树正是这些青少年的最佳代表。

　　每个跟春树打过交道的人，对她形象的记忆都会和这张照片大相径庭——这个陌生的春树，更像一个被商业包装和巡演折磨得精疲力竭的流行金属音乐人，而不是积极行动，相信行动本身颠覆力量的朋克青年。她的这一形象丢失了性别、信仰、生活状况的一切外在特征，被塑造成了某种“圣像”。端坐的姿态似乎是一个等待被加冕的国王——而“时代周刊封面”的显赫位置，恰好戴上了画面中所缺少的这顶皇冠。

　　不想再提及春树在《时代》采访后，对“另类”身份的拒斥态度：实际上这种提法的可疑和可笑之处如此显而易见。就像自得其乐的所谓Bo-Bo族并不在乎波西米亚人的精神传统一样，《时代》将这个“增长迅速”的“群体”与嬉皮甚至垮掉的一代相比，除了寻找噱头，并没有多少深刻的含义。这种比较的一头，是金斯堡、凯鲁亚克、巴勒斯这些作品已被奉为经典多年，对以往数十年的文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出色作家；另一头，是由文学爱好者成为畅销书作者、最终却做了赛车手的韩寒，满怀朋克理想、却清楚自己的写作不够成熟的春树，还有坦言不知道垮掉派所指何物的满舟。这种严重失衡的比较，惟一立足点在所谓“另类”的基础上。但中国因不适应学校教育而退学的青少年何其众多，为何这三人成为“另类”的代表？《时代》有一句不打自招的回答：“和西方的叛逆青年不同，中国另类的主要方式是表达而非行动。”实际上，顺序是颠倒的：正因为这些退学青少年极其罕见地进行了“表达”这一行为，他们才具有市场价值，在媒体的流水线上被贴上“另类”的标签。也正因为他们具备市场价值，才保证《时代》的重点关注能取得相应的利益。一切都只在媒体平台上运作，媒体在此变成了为自身盈利而制造事件，制造“超真实”，制造某一“文化群体”，而非客观报道、呈现事态发展的机构。至于这些“叛逆”的精神状态、发展潜力、作品实际质量等等，他们并不在意。

　　我主要关心的，并不是新闻当事人在此事件中的得失，而是谁有权力离开作品、离开写作者“表达”的东西本身，对他进行评论甚至定性？许多关于“少年作家”，“八零后”的报道仿佛漂亮的账簿，在煞有介事的账面后隐藏着作品才能的巨大亏空。读者若不了解真实的状况，那么或者经过亲身阅读发现这种亏空，并对“八零后”整体产生失望情绪；或者承认这些账面，将那些已被符号化的少年“才子”作为在文学上“成功”的典范。而置身于校园之中或者之外，默默地进行创作，对话语权并无太大兴趣的“八零后”写作者，其人数和作品质量是否能填补这一亏空？如果给他们发言的机会，这“一代”的状况是否能更为真实地呈现？那些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的“少年作家”们，才华是否能得到真正的检验？对这些问题，我可以给出一连串乐观的答案。但有资格呈现真相给读者的，只有作品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