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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蕤关于英语学习的对话

2004年02月19日14:05:58 人民网 

  说出来王蕤会生气,十几年前她就是京城小记者中的佼佼者,大名在圈中如雷贯耳,但中国实在是太大了,也算同龄人的我彼时偏居西南一隅,竟未耳闻。第一次对“王蕤”这两个字有印象模糊记得是从一则书讯中,现在想来应该是《王氏三姐妹的天空和梦》。印象中三姐妹的名字都特有文化,一般人不敢张嘴就念的那种,字形又很相似,因此有些分不清谁是谁,只记得她们不约而同地优秀,又各有千秋。

  去年,已是“海归派”一员的王蕤因一本《俗不可耐》在内地文坛又闹出了不小的动静,各路媒体趋之若鹜。今年初,《俗不可耐》在香港以《欲望俱乐部》之名出版,销量不俗,引起香港传媒关注。正在香港“驻站”的我,受一本香港杂志之托,在一家咖啡店里采访了她。当时王蕤恪守“海归派见了乡亲绝不说英语”的原则,全程是地道的北京话,一个英文单字都没蹦。倒是我“假公济私”,问了许多你怎么学英语之类的题外话。我实在是想知道,此刻坐在我面前的这个小姑娘,也没有三头六臂,凭什么就能用英文写小说、在华尔街用英文演讲、在《南华早报》上开英文专栏!

  看我这么“勤学好问”,王蕤当时的表情是:这很难吗?“会者不难。”我现身说法,讲述了自己学英语近20年(自己都吓了一跳)的酸甜苦辣,最后说“相信全中国像我这样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不在少数。”王蕤若有所思,突然灵机一动,说正好有一出版社约她写一本关于英语学习的书,自己当局者迷,还真说不出有什么秘诀。干脆咱们另外约个时间,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没准能挖掘出什么绝招。我当然说如此甚好。到了约定的那一日,两人早早吃过了饭,准备好录音机,郑重其事地对起话来……

  王尧(以下简称尧):你是从什么开始系统学习英语的?成绩怎么样?

  王蕤(以下简称蕤):和多数人一样,我从中学开始正规的英语学习。其实我中学时英语成绩并不拔尖,至少高中时是这样。我所在的北京二中是一所重点中学,许多同学的父母都是外交部的,不是大使就是参赞,都跟“外”沾边。这些子弟们都是准备子承父业的,你可想而知他们多重视英语,平时挂在嘴边的“目标”也都是外交学院、对外经贸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一类的“涉外”大学。他们属于“洋”的,而我是另一派的,玩文学,“土”的。我压根儿就没想过上大学要学外语,我的目标是文史类的新闻系,因此对学英语没有特别大的热情。

  尧:既然对英语不感兴趣,为什么高中时就去参加托福考试?是不是那时流行中学生考托福?

  蕤:不流行。我们班同学英语那么好,他们也没想着去考。我只是好奇,想去见识一下,成绩怎么样都无所谓,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反正我英语不好。那时有名的托福培训班都在海淀区,我上学在东城,家住朝阳,就在家门口随便找了一个“破班”上着,不是什么专门的托福班,也没什么教材,连真题都没有做过一套就上了考场。那次考试很特别--所有考生的成绩都被取消了。

  尧:是够特别的,很多人至今难以忘怀。据说你在中学时代就作为小记者用英语采访过许多来华的老外,你是怎么练口语的?

  蕤:(想了一会儿)我从来没刻意地练过口语,也没上过什么培训班。要说有,也就是早自习时大声朗读,演过英语话剧,对了,还在校园红领巾广播站当过英语播音员,因为他们说我的发音像外国人。

  不过,那时英语成绩虽然不算特别好,但有一个特点,就是敢说。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在建国门,看到几个老外乱搁自行车、乱扔东西,还拿着摄像机专门拍乞丐什么的,我就敢走过去,对他们说:it is not very nice.(这样做不太好吧?!)虽然是很简单的一句英语,但是很有用。

  我很早就知道语言是要用来说的,用来交流的。我中学时认识一个女孩,就是我在书中提到的外籍专家的侄女,她想了解中国,就到北京来了,到我们学校来跟我们同学对话。我这时感触特别深的是,我们班上那些平时考试特别好的人,没有一个敢出来跟她对话。我成绩不怎么样,但我敢说。

  尧:敢说也得会说才行呀。你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还是临时造句?

  蕤:我不是造句,也不是背诵。我说的时候,已经忘掉了语言是个载体,我只想把我的想法告诉对方,让对方明白。

  尧:那你脑子里至少要有些句式。

  蕤:当然,所以我认为语法很重要。有些人觉得语法不重要,我觉得特别重要,因为你的意思、你要强调的东西是要通过语法来表现的,我觉得北京二中对我最大的帮助就在于此--为我在语法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尧::你是怎么背单词的?你的记忆力是不是特好?

  蕤:我从来就没有专门去“背”过单词。我只是想知道我喜欢的东西在英语里怎么说。上地理课的时候老师讲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讲地中海,我觉得这几个词特美,就会去“find out”它们用英语怎么说。再就是通过看小说、看报纸、杂志学新词。

  尧:刚才你说到通过阅读记单词,我有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生词,不认识,但也不影响意思理解;老师也要求大家不要见生词就查,要做到不认识这个词也能把题做对。于是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文章读完了,意思也理解了,但不认识的词还是不认识。

  蕤:我遇到每一个不认识的词都要查出来,记住。记忆力好坏不是问题,我认为不需要强迫记忆,什么东西你感兴趣,它就自然地留在你脑海中了;反过来说,如果你是因为它对你有用而强迫记忆,那可能重复多次还是记不住--这就是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区别。我主张非功利性的学习。

  说到记单词,我还有一点体会,那就是中文的底子要好。有人说,在学英文的时候,最好完全忘记你的母语,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中文好,学外语的语感才会好。有的单词,如果只看英文解释,理解起来会很困难,记住了也不会用,这时你需要中文来帮助理解。比如,“形而上”这个词--metaphysics, meta是前缀,physics是一个物理的存在,用英文解释起来很费劲;而如果你知道中文的“形而上”是什么意思,就简单多了。

  尧:可是我们在大学学外语的时候,老师都鼓励大家使用英英的字典。

  蕤:那是因为手头没有一本好的英汉字典。有的字典给出的解释太简单,比如:“are you mad?”美国人的意思是,你生气了?可在中国的许多字典里,“mad”除了“疯”就没有别的意思。还有我小说里写到“folks”,有人看了就说,“哦,乡亲们”。我说不对,我说的是她的父母、家人。人家说,可是我们的字典里就写着“乡亲们”。

  尧:(笑)那不叫字典,那是词汇书。偏偏我们都是在记忆力最旺盛、最容易定型的时候看的这些书,记得最牢的就是那几个最浅的意思。这还不是最糟的,更可怕的是有的解释甚至是错的。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笑话,说的是现在盗版碟泛滥,因为时间关系,翻译比较粗糙。剧中一个人说了句“Are you serious?”,字幕打出“你是西亚雷斯吗?”对方说:“No. I’m kidding.”字幕再打出“不,我是凯丁。”

  蕤:(大笑)Oh, so stupid!

  尧:你中学时常练听力吗?

  蕤:没怎么练,也就是听英文歌来着。纯粹赶时髦,听卡伦卡朋特,Yesterday 0nce More什么的,流行嘛。对了,还听过一个英语教学节目--Everyday English,加拿大一个广播公司制作的,那也不是为了练听力,纯粹是对外面的世界感兴趣。你知道,英文始终不是我的passion(热情)。

  尧:中学时用英文写过东西吗?

  蕤:我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用英文写作了--写日记。原因嘛,我在书里说了--防偷看。不过,那不能叫写作,应该叫填空--把某些关键词用英文写出来。除此之外,我还曾经把我写给梵高的一首诗译成英文,我记得其中一句是“我爱他的疯狂”,我译成“I love his craziness”。结果我那外教说,“it doesn’t make any sense(不知所云).”“crazy-- it is a bad word.”(这不是个好词)。我说那就insanity--非理性的,他说那也不是好词,有贬义。

  尧:你那时候就知道insanity?

  蕤:那时候不是拿着字典乱翻嘛!对疯狂这个词感兴趣,所有这个意思的词我都学了;对理性不感兴趣,理性的词全都不知道。后来外教说,其实你要说的是喜欢他的compassion(同情心)。我就使劲和他争,说我还是喜欢他的疯狂。他说那我不能明白是什么意思。这时候我就知道,语言是个很复杂的东西,有许多意思是翻译所不能表达的,譬如--不能直接把疯狂这个概念译成crazy。

  尧:你上大学的时候还上英语课吗?

  蕤:上大学的时候有英语课,但我觉得太简单了。有时也去上一下,坐那儿让人给复习一下也没什么坏处。大学第一年就过了四、六级。我们二中的同学基础好,出了不少高考状元,我在二中不怎么样,到了人大英语就算“大拿”。那时大家都争分夺秒地学英语,我却花大把的时间在学古汉语、现代文学史什么的。

  英语课太简单,吃不饱,只好到别的系去听课。到国际金融系,听那些从普林斯顿、哈佛来的外教讲课。那些系的同学都不太愿意利用这些资源,跟老师没什么交流,我就特愿意跟他们聊天,聊聊哲学什么的。他们对我印象很深,很早就对我说,人大容不下你,你需要一个很大的世界。

  尧:你最早萌生出国念书的想法是什么时候?诱因是什么?

  蕤:1989年。诱因是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那时齐秦不是有一首歌嘛--《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对另一种文化有兴趣,但不是对英语这种语言有兴趣,也从没想过以后要以写小说为生----不管中文的还是英文的。我那时就想当记者,崇拜的都是卡拉奇什么的。

  尧:出国的第一步是考试,你托福考了660分,用了多长时间准备?

  蕤:一年的时间。其实我也没想拿那么高的分,我对自己的要求是620分,够申请好学校就行。不过我这人还是挺有毅力的,既然做了,就要做到最好。那段时间,现在回忆起来挺美好的,当时的感觉相当灰暗。生活几乎不存在别的意义,托福像一座无形的山这么压着你,没有一天可以痛痛快快地玩儿,骑自行车都戴着耳机,晚上听着外语就睡着了。最enjoy的是背单词,所有的单词我都背了好多遍。

  尧: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考G一族背单词都靠小纸片,一面写着英文,一面写中文,背的时候,随手摸出一片,看着中文想英文,看着英文想中文。你是怎么背的呢?

  蕤:前面说了,我过去是不“背”单词的,不过托福的单词我还真买了书来背过,具体方法已经忘记了,反正也跟大家差不多,就是书上介绍的那些方法。但和大家不同的是,我热爱这些单词,那种热爱就象阳光地带的向日葵,非常繁盛地生长着。所以我建议,虽然英语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学习的时候还是要以一种热爱的态度去学。

  尧:要是没有你这种热爱,我就是想考好托福、GRE,出国,找一个挣钱多的工作,你这一套不就没用了吗?

  蕤:那你就只能去忍受那种疼痛。如果不想忍受,你就要学习去热爱它。就像一个孩子,你如果不爱他,却还要天天照顾他,给他喂饭、洗澡,那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哟。那就跟自己难受吧。

  尧:托福的高分对你到美国以后的生活好处吗?

  蕤:没用。刚到美国的时候,照样什么都听不懂。去买东西,人家把东西给我,说“here you go”,我不明白,往哪go?其实人家的意思是--“给你”。还有“that's it”--就这些了吗?我不明白,托福没教过我。6个月以后就好了。

  尧:听课有问题吗?

  蕤:听课问题就更大了。有一次老师讲到sit-com,我查字典都查不到。后来才知道是situation comedy--情景喜剧的缩写,咱中国那会儿哪有这个。美国是一个非常自我的国家,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历史、地理、笑话、典故你都应该知道,包括他们的玩具--snoopy,现在的小孩也许知道,我那会儿哪知道啊。

  除了这些文化上的盲点外,还有语速的问题。外国人到中国来,会有意识地把语速放慢。到了国外才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尤其是上法律课的时候,老师一个个都特aggressive(气盛),说得又急又快;教新闻的老师,好多原来都是播音员。头半年,每次上课都得把老师讲的录音,回去再抱着录音机慢慢听。

  尧:上讨论课的时候有障碍吗?

  蕤:当然。主要是紧张,全班就你一个外国人,人家的英语都是perfect,一紧张,想说也说不出来。

  尧:除了紧张,有没有心里明白但英语水平不够、不能表达的时候的呢?

  蕤:有,尤其是头半学期。但我觉得主要还是情绪的问题,如果不紧张,我一定能表达我的意思。

  尧:上学时paper都是A吗?

  蕤:在summer school的时候,我的paper是跟一美国同学合作的,这叫team work。我出点子,他写,就这么弄了个A。后来,我正式开始自己写。写完以后,到Student Union排队让人家给我改,那里有许多tutor免费给新生辅导功课。他每改一个字我就反复问,为什么要这么改,人家都有点烦我了,但也有点佩服我,因为没人花那么多时间在一个paper上。我每一次都这样,到后来改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后来他说,我写得比他都好了,因为我有思想、有结构。当然我比别人花的时间多,一天看6本书,经常写到夜里三、四点。

  尧:我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说当哈佛学生也不易。有一个哈佛女孩,一天她父母来看她,“不慎”看到了她放在桌上的时间表,结果她爸妈哭了。因为在时间表上,她前一天安排的睡眠时间只有15分钟,这也有点太夸张了吧?

  蕤:那我不至于。我为paper忙到夜里三四点是平常事,但很少一夜不睡。开始比别人干得多,后来就干得少。后期就游刃有余了、如鱼得水了。考试前同学们都忙着复习,忙着看老师指定的书,我不看不复习也能考好,我有这个底气。

  尧:美国大学考试怎么考?

  蕤:课堂练习25%,平时小测验25%,,paper30%,期末考20%。期末考试的形式是essay question,测试你的分析能力、批判能力、表达能力,你的深度、你的尖锐,这些都是我的强项。

  尧:我听说在美国上学,本科比研究生还难,是这样吗?

  蕤:当然。我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评分标准是curve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必须要有百分之三十几的人拿C,或者百分之十的人拿D。就算你这帮人都是精英,也得有人殿后。谁愿拿C、D呀,都想拿高分到法学院去,像耶鲁法学院,几乎得要全A成绩才进得去。竞争特残酷。

  尧:大学毕业后,你做过多份不同的工作。国内传媒最津津乐道的是你作为美国国务院特聘翻译的经历,认为这一头衔最能体现你在说英文方面的水准。你当时为什么想做口译?你觉得难吗?

  蕤:因为这份工作能让我到处公费旅游,我不喜欢太固定的工作。口译比较难,这跟语言好是两码事。口译是语言的即时切换,词汇量要大,特别讲究原汁原味,人家的语气、人家的意思你不能再创造。两边的意思你都必须比较地道、准确地表达出来。说出来并不难,但同一个意思有太多说法,关键是选择哪一种说法更忠实于人家的原意。

  尧:好像还要参加考试?考什么?

  蕤:要考试,这种考试没有固定的时间,偶尔有一次。当然是考翻译、口译啦。考官说一段英文,你马上给他译成中文。然后是问答,一小时左右。看你的知识面,看你对美国历史、政治、文化的了解有多少,听你的英文水平。要求挺高的,因为我们属于美国国务院雇用的专家,政府级别的专家,水平当然不能低了。

  尧:薪水很高吧?

  蕤:还凑合吧。反正只要在那儿干两个月,我这一年就不用干别的活儿了。

  尧:除了做翻译,你还是“公众演说家”。你在什么地方讲,讲什么?

  蕤:一些top 500强的公司、华尔街的银行、保险公司还有学校什么的,都请我去讲过。讲讲你自个呗,讲讲中国。不过他们主要还是对我这个人感兴趣。

  尧:为什么对你感兴趣?

  蕤:嗨,文化差异呗。

  尧:对他们的业务有帮助吗?

  蕤:不管有没有帮助,人家就是喜欢搞这样的活动,非功利性的。

  尧:这“公众演说家”是不是也算一种职业,价码由谁定?

  蕤:算吧。价码是我自己定的,起价5000美金一小时,我觉得差不多了。跟克林顿是没法比,人家一小时20万美金。我倒愿意给自己定50万美金,谁请你呀。

  尧:不少在国内成名的作家现在定居国外,有的还在写作,但是用英语写的很少;而你出去还不到10年,已经写出了被美国出版界认可的英文作品。你怎么想到用英文写小说?

  蕤:并不是有一天突然想到自己英文够好了、可以写小说了,然后开始。我只是不喜欢写东西时有压力。如果我用中文写作,因为从小的经历,别人和自已都会有期望值。我想抛开“过去”带来的压力,给自己一个心灵的自由空间,更自由、更随意地写作。

  尧:为什么用英文更自由、更随意?

  蕤:因为没有期望值,没有禁忌,有思想上的自由度和创作上自由的境界。这可能是我当初想写的原因,结果呢,没想到就写成了。

  尧:有没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比如说某种情绪无法用英文来表达,或者比中文逊色很多。

  蕤:开始的时候有,像那些北京土话,用中文说非常过瘾,翻译成英文大家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用英文写作,必须有相当的自信才敢把自己的东西放在桌子上。人家可以任意地批评你,说你这不行那不行。用中文写就没这个问题,写得好坏是一回事,至少文字不会有问题。所以就没有人愿意写,反正有那么多的翻译,像我的好友严歌苓,人家不需要用英文写啊,人家老公会八国语言,中文说的“倍儿溜”,现成的翻译。虹影,也是有老公翻译。我算前所未有,我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就写了。

  尧:你的外国读者从语言的角度怎么评价你的作品?

  蕤:他们都不相信英文是我的第二语言----很多人都这样说。其实我用的词跟他们不太一样,我知道他们喜欢用什么词,我就是不用。他们很少用passionate这类词,可我喜欢激情,所以我老爱用这样的词。

  尧:从你的作品来看,你的用词并不算生僻,句式也比较简洁、易读。

  蕤:我是走过一圈后又回来的。上大学写paper的时候,特爱用difficult的词,显示自己英文已经很好了。但是后来我和美国的出版商打交道,他们告诉我书是要拿来卖的,你要是用词太生僻,会把人吓跑的。他们倾向于我用简单的词汇写作,说你又不是在写学术论文,尽量通俗一点。

  尧:如果你的《欲望俱乐部》要译成英文,你会自己动手还是让别人翻译?

  蕤:让别人翻吧,我不想再重复了。

  尧:你觉得自己的英文写得好还是中文写得好?

  蕤:挺难说的。英语的我比较深刻,中文的我比较有文采。用中文写作就是玩文采,这东西我小时候就有,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英文是后来学出来的。用中文时没有那么尖刻,批判性没那么强,对自己的文化还是有一点偏袒。

  尧:如果你不出国、专业不是英语、工作也跟英语没关系,大学毕业后就在一家报社当记者,你的英语能达到今天的水平吗?

  蕤:那不就是你吗?!

  如果我不出国,我说不了那么地道的英语。在美国所受的教育,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使我说的写的都更加美国化。而国内老师无论怎么教也达不到这一点。

  尧:再问一遍,你在国内的时候怎么练口语,逮着人就说吗?

  蕤:不逮着人就说,我不爱跟人搭话,但有机会也不放过,比如说跑步时遇上的外籍专家。都是人家找我,他们觉得我这个人有意思,想了解有关我的一切,语言倒是次要的。我从来都是占主导地位的,气场很足。

  尧:跟中国人呢?

  蕤:不说,我觉得特做作。

  尧:那你跟我也没什么区别呀。中国人--太做作;老外--人家不主动搭话咱也不主动,他想学汉语,咱就陪他练口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可最后怎么就“同途殊归”了呢?

  蕤: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原因:自信心、心理压力、功利心。在我学英语的过程中,我发现紧张不紧张对我大不一样,喜欢它和抵制它的时候也大不一样。

  在上海推销《俗不可耐》的时候,人家尽问我学英语的问题,都快成英语讲座了。有一个复旦大学的小女孩对我说,王蕤,我特苦恼。现在都是男生请女生吃饭,可是我为了练口语,老得请那些留学生吃饭,花钱不说,有的人还吃完了就拍拍屁股走人了,有的人还占我便宜。我都不敢让我父母知道,王蕤,你说我这样做值吗?我说当然不值。学习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很甜美的过程,如果跟那么多负面的、屈辱的记忆联系在一起,你是学不好的。

  尧:这个女生说的情况挺普遍。如果人家正确理解了她的意图还好,要是人家认为她这么做是套近乎想嫁老外,那就惨了。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常见有女生在勺园门口的长椅上跟留学生练口语,留学生的乡亲从旁边走过,就会语速很快地用家乡话跟他打招呼:“hi,不错呀,又钓上了一个!”--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又泡了个妞。上海人是挺喜欢练口语的,你没听人家说吗?当年在上海街头,主动跟老外搭话的,不是想练口语就是想换汇。

  蕤:其实不一定非要有partner,我就是自己说出来的。我刚到美国的时候非常孤独,整个人处在真空状态下,没人跟你说话。人家都各管各的,谁有义务陪你练口语。所以,我经常自己跟自己说话,对着镜子教训自己,“you know what?”有时白天跟人吵架,人一句话把我噎那儿了,晚上我想起该怎么说了,就对着镜子还击。挺惨的。

  尧:也许有了语言环境自然就好了。我常常想,如果我生活在国外,我至于连说话都学不会么?就算不出国,如果我嫁个老外,他天天在我耳边叨叨;如果我在外企干活,做个秘书、receptionist,每天用英语接接电话,哪怕职高毕业呢,我的口语能错得了吗?

  蕤:那也不一定。有的人在美国呆了几十年,英文还是说得结结巴巴的。比我去美国早的人大把,英文比我说得好的--我见过的不多。你过分强调语言环境,等于给自己找了个偷懒的借口。

  尧:我给自己找的借口多了。其中之一--我太聪明了。根据金庸的理论,人太聪明就不适合学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黄蓉聪明吧,《九阴真经》她就背下不来;郭靖蠢笨如牛,一咬牙背下来了,而且再也忘不掉。今天听了你的“记忆”理论,又找到一个--讨厌我的英语老师。我中学时候有一个毛病--到现在也没改--不喜欢模仿外国人的语音语调,怕弄巧成拙被人笑话。英语老师叫我起来读课文,我给他来个“一马平川”,读完了,老师说,你怎么像在念悼词。我后来再也没张过嘴,为了表示跟他决裂,考大学也坚决不考外语类。

  蕤:(深表同情地)That hurts。所以我说,任何东西要是跟痛苦的记忆联系在一起,是不可能学好的。

  尧:说了那么多,该总结点带规律性的东西了。给大家讲一下你的成功心得吧。

  蕤:要我说,第一要自信。我上高中的时候,也害怕过,也觉得自己不行,比不过人家。但最后你会明白,没有人可以打击你的自信。现在我的那些外交学院出来的一流同学在外交部作翻译,我在美国国务院作翻译,大家打个平手。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人家也对我说,赶快换个专业吧,你又不是美国土生土长的,顶多到华文报纸工作,想到电台电视台至少得是ABC。如果不自信,你很容易就被人压过去,但我想我不能再被打击了。事实证明他们是错的。

  第二,不要太功利,要从热爱出发。我从来都是学自己想学的东西,完全是非功利性的,没想过职业啊、挣钱多少的问题,至少事前没想过。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到硅谷艾德曼公关公司实习,好多人去面试,最后选上斯坦福一个、伯克利一个,伯克利的就是我。那时我的英文也不行,可是人家就看上我了。那时大多数实习都是不给钱的,他们给我,每周就一三五上班,一个月给我2000块钱,相当于月薪4000。那时我口袋里就揣2000美金了。

  尧:他们看中你什么?

  蕤:你的passion是人家真正看中的。做任何事都要靠那种原始的激情,一但你想到回报,那种激情就没了,做的过程也就变成了痛苦的过程。我做任何事都只求付出,不想回报。别想着回报,反而回报得多。

  尧:你这种说法让我想起米卢倡导的“快乐足球”,他的理论是足球运动员首先要热爱这项运动才能踢好球,要在足球中寻找到快乐而不是压力。可我不认为中国队不行是因为没有压力,恰恰相反,压力不够大,因为他们有退路。他们在国际赛场上表现得再差,国内联赛照样身价不菲、财源滚滚。我也一样,要是我靠这个吃饭,早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蕤:你学习的目的太功利了,这种心态不好。我相信的还是“热爱”这种东西。我说过,上大学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一边倒,学外语,我就坚定地要学文史类,跟着我的passion走;到美国别人都劝我学计算机之类能挣大钱的专业,我还坚持跟着感觉走。我的激情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尧:有那么神奇吗--passion?也对,我认识一个老同志,平时喜欢在网上看看成人图片什么的,那类网站当然都是外国的,他英语大字不识一个,凭着一股热情愣是把“语言关”攻克了,从此平趟、畅通无阻。

  玩笑归玩笑,说真的,我觉得你的成功与天赋有关。即便有同样的热爱和自信,相信大多数人还是达不到你那个水平。GRE、托福考满分没什么了不起,出国后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也没什么了不起,但能用外语写作并且写成一定气候,这里面一定有天赋的因素。

  蕤:我历来不同意把我今天的成就归结为聪明和天赋,那还说个什么劲,对读者也太不负责任了。就说语言天赋吧,我可是三岁才会说话,还说得特慢。至于聪明,每次我做成一件事别人就说我聪明。其实,不是因为聪明,只是用了一定正确的方法,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尧:我说的天赋严格说来不仅仅是语言天赋,还有写作天赋。如果你也会八国语言,我同意你有语言天赋;但仅有语言天赋的人未必能当作家、尤其是好作家;仅有写作天赋的人未必能用外语写作,更别说写得似模似样。你二者兼有,究竟有多少还得拭目以待。没准有一天,你也能学会八国语言,或者成个高行健第二什么的。先申明,我可不喜欢高行健的小说,一看就“着”,续借了三次也没看完。

  蕤:说了半天,原来就是天赋啊。

  尧:你不满意“天赋说”?那就再加上勤奋。其实你也挺勤奋的,只是你老把过程说得太简单,让人注意不到你刻苦的一面。聪明加勤奋,这可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蕤:(很失望)我还是认为我成功的要素是热情和自信。除此之外,肯定还有什么别的东西,但我现在意识不到,原来以为你今天能挖掘出来,看来也没戏了,但它肯定是存在的。

  后记:那天晚上,我虔诚地希望能挖掘出一点秘诀,以普渡正在苦苦学英语的众生及自己,但是直说到唇焦舌敝、头晕眼花,也没个结论。送走了王蕤,头重脚轻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有一个重大发现--原来说话也可以这么累人。

  第二天,不甘心的我决定上网搜索一下王蕤的“材料”,不看则已,越看越觉得我的“天赋+勤奋说”有理。王蕤,和我、和大多数人,还是有许多不同之处,她成功得有理。

  少年王蕤已经是知名人物,采访、写作、出书,她的才情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崇拜鲁迅的女孩,其作品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与尖锐,今天回头再看仍不觉得落伍。

  与王蕤的才情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她鲜明的个性。思想的早熟并未使她世故,“与众不同”令她孤独,少年王蕤之烦恼被写进了报告文学,作者收到了几千封读者来信。要指出的是,“做到最好”那时已是王蕤性格中最鲜明的特征,虽然她也希望与群众打成一片,但最后还是象锥子一样把尖露了出来。

  与韩寒、胡坚等新晋的“愤青”作家不同,王蕤并不是“偏才少年”。虽然16岁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小说,但并没想以此为敲门砖进入大学。她一直正常地学习,直到被保送到理想的大学。多才的她也多艺,善古筝、会画画,画作11岁时在日本展出,13岁在加拿大展出。

  所以我说王蕤是有一点天赋的,但并非天才。世界上也没有天才,一位名人早就说过:“天才不过是1%的灵感+99%的汗水”。尽管王蕤一直强调passion在她生命中的重要意义,我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勤奋在她的成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当她将托福单词倒背如流时、当她对着镜子一遍遍练口语时、当她逐字逐句改paper时,当她在如花似玉的年华埋身文山书海,你能说这不是勤奋吗?如果一定要强调热爱,我只能说她热爱勤奋、她不讨厌勤奋、她以勤奋为乐,就像她以背英文单词为乐一样。

  我越来越发现我和王蕤的不同。就拿写东西来说来,人家说干就干,三下五除二一本书就写好了;而我“实录对话”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并且一拖再拖,屡次爽约。

  王蕤跟我说话总是一口京片子,我很想逮住她练练口语,但总是开不了口--怕说得不好被人笑话、怕耽误人家的时间,虽然她一再强调--“敢说”是学好英语的法宝。

  这就是差别。想到这里,我愈发心安理得了--人本来就不一样,又何必强求一样的结果?

  如果我有她一半的勤奋……至少能把英语学好,但不一定能当作家,因为我缺少……文学天赋。天赋、勤奋、热爱、自信--一个也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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