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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80后：王彬彬ＶＳ沈浩波
2004年06月07日15:05:21 金羊网--羊城晚报
王彬彬（教授、批评家）：对“少年作家”的炒作，已经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在这场闹剧中，出版者显出的不仅仅是利令智昏，还有利令情冷、利令心硬。他们之所以能从事文学出版工作，就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更具有文学常识。再说，这些热衷于炒作“少年作家”的出版者中，有些人自己就曾经是或仍然是创作家，他们非常清楚文学创作是怎么回事。他们之所以不顾常识地爆炒“少年”，只是又一次证明了这样的道理：在利益的驱动下，再坚硬的常识也会被踩成粉末。
倚小卖小的商业闹剧
中国自古有“倚老卖老”一说，这意思虽蚕妇村氓亦懂得，不用解释。而近年的“少年作家热”，则可谓是一场以“文学”名目出现的“倚小卖小”的商业闹剧。不过，这里的“倚”和“卖”者，并不是指那些尚要人“监护”的孩子，而是指那类以这些孩子为生财之具的出版社。正是这些出版社把这些孩子们的“小”当作了一种商机，“倚”着和“卖”着他们的“小”。
将孩子当生财之具，早就司空见惯，本不足为奇。例如，在这些年的乞讨大军中，孩子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有时是大人抱着或牵着孩子乞讨；有时是大人在一旁站或坐着，由孩子缠住路人乞讨。这些大人或许是孩子的父母。但也有一些大人，专干组织和胁迫流浪或并不流浪的孩子乞讨的勾当。不管属于何种情况，他们利用的都是孩子的“小”，或者说，利用的都是人们对孩子的分外同情和怜悯。而把“少年”爆炒成“作家”，在某种意义上与驱使孩子乞讨具有同样的性质，虽然看起来要堂皇得多。这些“少年作家”的“创作”之所以有市场甚至还能畅销，当然并不是因为作品本身有多么好，而是因为写作者本身的“小”。这从出版者在炒作时总是不遗余力地突出作者的“小”便可看出。换言之，出版者卖的是孩子们的“小”，购买者买的也是孩子们的“小”。购买者并不是出于文学欣赏的需求去买这些孩子们的作品，乃是为了满足一种好奇心而掏腰包。所以，“少年作家热”与其说是一种文学现象，毋宁说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它更适合于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来研究。正因为出版者瞄准的是购买者对于作者之“小”的好奇心，出版社之间就有了拼“小”的竞赛———你炒热了一个16岁的“作家”，我就想炒热一个13岁的“作家”；你敢炒出一个小学生“作家”，我就敢炒出一个学龄前“作家”。如此下去，当“少年作家”都已经嫌老时，或许就有“胎年作家”闪亮登场吧———在利益的驱动下，有什么神话不能被制造出来呢？
这些被称为“作家”的孩子写出的东西具有多大程度的真实性，姑且不论。就算这些作品真的完全出自这些孩子之手，也不值得称道。一次与一友人在一茶馆聊天，友人乐不可支地掏出九岁的女孩写的“爱情小说”让我“欣赏”。在我“欣赏”的过程中，友人脸上的笑容片刻也没有消失过，嘴巴片刻也没有合拢过，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真不像是一个九岁的孩子写的，真不像！真不像！……”语气中充满了欣慰与自豪。我看了一遍，确实算得上是一个短篇“言情故事”，写了几个大男大女的恩怨与纠葛。这孩子的“创作资源”看来主要是那种言情的电视剧，例如《还珠格格》之类。这类东西，天天看，天天看，看多了，也就能依样画葫芦。这位小朋友现在才九岁，画出的葫芦还不够大。再过几年，倘“少年作家”仍然在“热”着，倘出版社仍然在不遗余力地以孩子为生财之具，我想，她也许会画出更大的葫芦，写出“长篇小说”来。在把这“爱情小说”还给友人的同时，我也说着：“不像是一个孩子写的，不像！”但我却笑不出来。一个孩子写出的东西“不像是一个孩子写的”，这就叫“不自然”。而一切不自然的现象，都难以说是美好的。中国古代有“老莱娱亲”的故事，说的是老莱子年已七旬，却常穿着五色彩衣，做出婴年模样，为的是博父母一笑，甚至在“取水上堂”时，“诈跌仆地，作婴年啼，以娱亲意”。在古代，这老莱子被尊为大大的孝子，其行状进入《二十四孝图》，供人景仰和仿效。在《二十四孝图》中，鲁迅尖锐抨击了老莱子的行为和对老莱子行为的推崇，说这是“将肉麻当有趣”。除非是患了值得同情的“老年痴呆症”，否则，老人作孩子状，是肉麻；对这种行状的推崇，则是“将肉麻当有趣”。同理，孩子作大人状，也是肉麻，对这种行状的推崇，也是“将肉麻当有趣”。孩子说出的，就应该是“孩子话”；孩子写出的东西，就应该“像是一个孩子写的”。但在这“少年作家热”中，因为一些大人不像“大人”，便弄得一些孩子已“不像孩子”。
对“少年作家”感兴趣的人之所以如此，还因为有这样的想法：这些孩子如此年龄便写出了这样的东西，长大了一定是了不起的大作家。但这推理其实并不成立。小时候写出的东西不像孩子写的，也许长大了写出的东西便很像孩子写的，在当代作家中，就能找出这样的例子。再说，就算这些孩子真的特别具有文学天赋，真的特别富有文学创作的潜能，那也应该让这种天赋和潜能正常、自然和合理地表现和发挥出来。而对他们的爆炒，则是不折不扣的揠苗助长。如果这些孩子本来真的能够成为好作家，在少年时期被这样地爆炒，即便不至于被摧毁，也足以使他们长歪。出版社当然不管这些，只要眼下有利可图，哪顾这些孩子将来怎样。但对这些孩子的父母来说，真有点像是在“卖青苗”了。
把少年爆炒成“作家”的闹剧该收场了。让大人像大人，让孩子像孩子吧！
沈浩波（诗人、出版策划人，成功策划包装春树、孙睿等80’后作家）：这些成年人委屈啊，想想自己，混了大半辈子，不就是为个功名利禄吗？怎么倒不如这群屁大的孩子了呢？想不通啊，于是开始自找平衡，装出忧心忡忡的样子，说出版社急功近利，拔苗助长啦；说孩子们会被商业毁了啦，会变成方仲永啦等等等等。总之总之，商业不是好东西，孩子们就应慢慢上学，苦熬日月———最后成功地发展成一个平庸而猥琐的中年人，如同这些喋喋不休的家伙！
谁在扮演可笑的角色？
过去的一两年，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作家和文人最失意的两年。他们大半辈子的读书写作，在市场的面前竟显得毫无力量，而那些刚刚长出胡须和胸脯的少年作家们，却正在日进斗金地往自己昨日还一贫如洗的口袋里塞着版税。韩寒开着赛车自己玩儿去了；春树已经跑到《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去了；郭敬明已经进入“福布斯”中国文体名人财富排行榜了；孙睿的市场价已经被开到首印15万册，版税12%了；张悦然在上海被出版商们左手支票右手合同地逼着差点签字了……
也就是一两本书的工夫吧，也就是几个月的工夫吧。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孩子们立刻就用自己的写作改变了人生。而对于很多成年的传统的作家或者大学教授来说———他们至今还在为住房问题挠破头皮！
公平吗？当然不公平。于是就难免嫉妒。这一回是成年人在嫉妒孩子们———他们懂什么呀？他们凭什么呀？类似的嫉妒早在几年前韩寒成名的时候就开始了，电视制片人请了几个大学中文系教授之类的人来和韩寒对话。教授们个个苦口婆心，谆谆教诲，言语间充满了对韩寒前途的担心，好像韩寒做错了什么似的———人家不就是过早地名利双收了吗？而韩寒偏偏又是个不懂得尊老爱幼的主儿，得了便宜也不卖乖，几句话就抢白得教授们尴尬不已，猥琐之态毕露无疑。说穿了，教授们无非是想在韩寒面前找回心理平衡，所以就拼命去占领道德的制高点，却不料，这么一来反倒流露出自己的心虚来。
以前不过是一个韩寒，现在是一群。人数还在不断增多，几乎所有的出版商都在拼命抢夺“少年作家”，恨不得拎着钱袋子过去！成年人委屈啊，想想自己，混了大半辈子，不就是为个功名利禄吗？怎么倒不如这群屁大的孩子了呢？想不通啊，于是开始自找平衡，装出忧心忡忡的样子，说出版社急功近利，拔苗助长啦；说孩子们会被商业毁了啦，会变成方仲永啦等等等等。总之总之，商业不是好东西，孩子们就应慢慢上学，苦熬日月———最后成功地发展成一个平庸而猥琐的中年人，如同这些喋喋不休的家伙！
抛开这些成年人内心中藏着的自找平衡，发泄不满的小九九不谈———其实，最盼着这帮孩子摔跟头的就是他们了———就针对他们对“少年作家”们提出的那些质疑，也是完全靠不住的。并非首先因为出版商们急功近利，才有了“少年作家”，事实上，先有了《三重门》、《北京娃娃》、《幻城》、《草样年华》、《樱桃之远》，然后才被出版商们看到了其中的商业价值，然后孩子们的作品才成为过硬的商品。而商品是必须通过市场来检验的，市场选择了这些“少年作家”，年轻的读者选择了这些“少年作家”，仅此而已。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些作品的价值，至少在情感上，这些作品赢得了读者的共鸣！《北京娃娃》中那种张扬得近乎盲目的叛逆；《草样年华》中那种迷茫得令人忧伤的青春；《樱桃之远》中那种令人心碎的成长体验；无不是最贴近他们的读者的。而成年人们，那些著名的作家和教授们，大部分此刻正写着平庸、琐碎、自以为深刻的无聊文字，他们内心猥琐，情感干涸，早已被读者抛弃！又有人说，这些少年作家过早成名，会损害他们的文学前途云云。这又是一句胡话，谁告诉你这些现在的“少年作家”将来一定要从事文学创造的呀？他们中的很多人，只不过是在年轻的时候碰巧写了一本热情洋溢的青春文字而已，他们可没想那么多。韩寒已经开赛车去了，孩子们自有自己的前途，用不着“文学中年”、“文学老年”们来操心。我认识的几个“少年作家”，脑子都很清楚，他们根本就没想去跟“文学”较什么劲，只是想着把小说写得更好看，更符合读者口味，更打动人心，从而更好卖。是的，他们媚俗，但他们正在成长为专业的畅销书作家，他们从小就有这天分！而那些没天分的“文学中年”们，为了卖几本书，不是已经不惜把自己打扮成近乎人妖的“美男作家”了吗？
这是个商业的时代，商业的时代选择了它自己的宠儿，如果你被抛弃，那是你没赶上好时代，就别怨天尤人，杞人忧天，皇上不急太监急了。如果你恪守自己内心的尊严，决不与商业为伍，那我尊重你，祝你赢得身后万世名。如果你跟一帮孩子过不去，气得急赤白脸的，还假装担心社会，那就有些可笑了。谁不知道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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