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眼光看待“80后写作”？

2004年08月18日10:07:01　人民日报海外版　文波

　　“80后写作”，指出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从事写作的青年群体，他们最初的现身文坛，约在上个世纪末，当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韩寒（代表作《三重门》）、许佳（代表作《我爱阳光》）等。如果说以上作者的崭露头角，还属个别的和分散的现象的话，那么，进入本世纪后，新作层出不穷，新人不断涌现，尤其是“新概念作文大赛”连续数年举办，推出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写手，使“80后写作”的“群体性”愈来愈明显。特别是郭敬明、张悦然等人的作品，在网络文坛和传统文坛所占的读者数量和市场份额越来越大，几乎可以和一些著名作家平分秋色。像郭敬明的《幻城》和《梦里花落知多少》，接连在2003年文学畅销书排行榜中位居前列，张悦然也以《葵花走失在1890》等作品赢得许多年轻读者的喜爱。最近，《羊城晚报》甚至还根据作品的冲击力及文坛内外的关注度，推出了一份最新的“80’后作家人气排行榜”，虽然这些举措引起了一些争议，但“80后写作”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忽视的一个文化现象，已越来越显见。

　　与“80后写作”由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的热烈互动，以及在市场上不胫而走相比较，主流文坛对“80后写作”的认识与了解相当不够，甚至表现出相当的隔膜与冷漠。从2003年上半年开始，这一现象开始有所改变。一个是由著名作家马原作序的《重金属》一书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书中收入了被称为“80后五虎将”的李傻傻、胡坚、小饭、张佳玮、蒋峰的最新作品。马原在序文中，称他在“一周的阅读过程中，5个男孩在我心里一下成长为男子汉”。他认为他们的作品已经超越了青春文学的范围，与那些偶像派的时尚化写作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写作已经呈现出和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批先锋作家一样的势头，一样的扎实、沉重，甚至还有他们所不具备的东西。另一个是由何睿、刘一寒主编的《我们，我们———“80后”的盛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该书汇集了几乎所有“80后”知名作家的作品，73位作者济济一堂，构成了“80后作家”第一次的群体亮相。评论家白烨在序文中指出，“这个由文学少年和文学青年构成的新的文学群体，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长足崛起，与此相联系，一股清新的文学气息也随之扑面而来。”他认为，作为当代文坛日益崛起的一个新的群体，“他们是接续着‘七十年代人’的脚步大踏步地向我们走来的一支文学的新军。”这样两个由作家和评论家参与并推介的文学举动，对“80后写作”真正登上文学舞台和主流文坛切实关注“80后写作”，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伴随着“80后写作”的崛起，有关“80后写作”的评说也成为近期媒体的热门话题。首先的一个话题是，怎样看待“80后”的“偶像写作”与“实力写作”。这样的一个说法见诸报端，是“80后”写手张佳玮。他在文章中提出以韩寒、郭敬明、春树为代表的所谓“80后”文学只是商业包装的假象，而有一批真正富有创造性的写作者被遮蔽，如李傻傻、胡坚、小饭、张佳玮、蒋峰等；与此相对应，他们把在市场上和媒体上走红的韩寒、春树、郭敬明、张悦然、孙睿等人称为“偶像派写作”。对于“80后”写作实力派和偶像派之争，文学批评家张柠表示：“我也基本同意他们这种分法。”他认为，所谓的实力派是写作冲动大于市场冲动，当两者犹豫不定的时候，他们更乐意于满足写作自身的冲动；而偶像派则是市场的冲动压倒了写作的冲动。

　　针对一些媒体用“青春文学”的概念指称“80后写作”，评论家白烨认为，那种把“80后”的写作用“青春文学”予以概括和描述的说法，是过于简单和不够准确的。是的，“80后”的一些作者促动了“青春文学”，有一些人至今还沉浸于其中。但就整体情形而言，“80后”写作表现出的广泛性、丰富性与厚重性，已远远大于“青春文学”，已很难与“青春文学”笼统地划个等号。至于“80后”的一些佼佼者，如张悦然、龙女、李傻傻、张佳玮等，确已度过文学的“青春期”，成为成人文学或青年文学的一部分。

　　关于“80后写作”的特点与不足，一些文学批评家也开始在阅读作品的基础上试图作出自己的评价。张柠认为，消费市场对“偶像派”和“实力派”一视同仁，两者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他断然指出，就“80后写作”而言，“新的写作流派没有诞生”。白烨认为，虽然“80后”大多属于蓓蕾初绽，刚露锋芒，但在他们身上，确实已表现出一些逼人的英气与喜人的才气。给人印象最为突出的，一是他们天然自在的真率，二是他们天赋艺秉的才情。从他们的作品看，他们的素养之好，起点之高，委实超越了他们的实际年龄。他们之于文字和文学，有不少人从感觉之微妙，到语言之灵动，都如同天籁。问题还在于，这种才情，还因作者的不同而各各有别，个中已可见出个人特点的某些端倪。

　　说到“80后写作”存在的不足，评论家们提到了“大话式写作”和“拼贴式写作”的印痕（张柠），“格局嫌小”、“用意飘忽”和“局部精彩，整体贫弱”的问题（白烨），对于他们面临的难点，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共同性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生活和写作于一个越来越商业化和媒体化的社会文化环境，要警惕市场化的左右和时尚化的影响；要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让自己的文学理想在相对纯净的天地里徜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