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龙:曾经爱，也曾经恨
1952年生，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导演，1990年至2000年期间多次去美国
“在福建很多小乡村里，一辈辈的人偷渡去了美国，挣了钱回来，支持家乡建马路和建学校，这在村子里每个孩子的心中扎下了怎样的根啊，美国就是能去挣钱回来光宗耀祖的地方。”郑小龙有些激动地说：“这些人去美国的动机本身真的没有什么好批判的，那难道不就是500年前哥伦布来到美国这片新大陆时，追求美好生活的感觉么？”
郑小龙看很多把留洋生活的悲惨与艰辛写得很透彻的作品，但也看到更为重要却又没有人解答的问题，“美国不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不回来？”在那里长期地体验生活和之后自己的作品里，他给出了3个答案：第一，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里，只有衣锦还乡了才可以回国。在美国时，他看到了太多在国内有头有脸的人，在美国打一些低廉的工。第二，美国也让很多中国人真切体会到了拼搏和激励真正的意义；而第三就是，中国与美国在物质生活上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正在缩小，但仍然是存在的。
《大撒把》、《北京人在纽约》，还有《刮痧》，这些电影都对在美国的中国人的生活做了反映。郑小龙说：“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美国感受，但我所接触的那些留美中国人里有一点是相通的，对美国曾经只是爱，也曾经只是恨，但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以后，一定都是‘又爱又恨’的。”爱是爱那片自由的沃土，恨也是恨那片自由的土地。美国确实是个自由的国家，可那同时也意味着自由得不会有人去帮你，就好比他所导演的《北京人在纽约》里，王启明一开始的生活那么苦，可当时看片的那些留美中国人还说，他哪会那么幸运，一出国就遇到了做老板娘的阿春。
郑小龙去美国的经历比不上他剧中人物那么戏剧化。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总是听说美国怎么好，谁都会萌生出去看一下的念头，刚好赶上了一个考察美国电视市场的机会，当时看到的只是一些物质上的巨大差距和习惯上的不同；一年后，他执导拍摄了《北京人在纽约》，这部在全国及海外播映中获得了巨大反响的电视剧，让他和这类电影结上了缘。郑小龙说，为了拍这些影视剧，他在美国见过太多的政府官员、香港商人、偷渡来的大陆人还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每个人对美国的看法以及在美国的经历都非常不同，而这些人的经历，就像是多元化的美国一样，根本没有办法在一部电影或是电视剧里表现清楚。这是出国后他最摸不透的，也是他最想描述的。
“中国和美国本来是两个不可能相撞的小球，但在全球化的利益中又必须在一起交流。”郑小龙这样说。美国人在知识产权和诚信等问题上无疑是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该学的当然是要学，完全没有必要因此就产生一种不平衡的反美情绪，那种感觉是一种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因为自卑而产生的强烈自尊感。所以，他总是对他出生在美国的儿子说：“你将来也许会去美国留学或是去看一下，但不管怎样你还是一个中国人。”
（文/詹晨）
洪晃:我看到的是一个陌生的美国
1961年生，中国互动媒体集团首席执行官，《世界都市》、《青春一族》、《乐》的出版人，1974年首次赴美
1974年，中国甫入联合国后的第3年，僵持很久的中美关系渐入正轨，中国政府恢复了向美国公派留学生。作为当年外语学院附小公派的一批小留学生之一，1974年洪晃第一次真实地接触已经耳闻许久的“美帝国主义”。
在当年那群根正苗红、出生不富裕的工农兵家庭的小红卫兵当中，洪晃多少是个异类。中国进入联合国、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建交、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建交……这一连串的外交事件都和中国两位外交家——乔冠华和章含之夫妇有关，而洪晃是章含之的独女。
去美国时，洪晃像大多数她这个年龄的中国人一样，带着“文革”教育留下的对美国的偏见而去。“美帝国主义，穷人特穷，富人特富；穷人都是好人，富人都是坏人。”
只是一个政治态度，没有对一个国家更深更广地从文化、艺术、生活等多层面的认知。12岁的洪晃离开北京来到纽约，并在这里读完了中小学和大学。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美国给洪晃的物质性刺激并不强烈，倒是那些被教育过的价值观念在现实的生活情境里变得不堪一击。
洪晃也曾被寄予过外交家的期望，只是美国的教育没能如当初设想培养出一个有国际化水准的外交官，倒是熏染了一个性格鲜明、自在自我的真女人。她乐观、直爽、豪气，时不时地夹杂着点北京的国骂。她说：“美国和中国教育最大的不同是，学的是一种思维方式，让你老想得跟别人不一样。”这一点，使得半路出家做出版的洪晃几年下来倒也做得有声有色。要知道，她当年在大学学的可是政治学。
回国以后，中国经历着大发展时期，对于美国对于中国，洪晃有了新的审视。相比于中国人对美国人的认知，洪晃觉得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因为媒体的误导更狭隘一些。五六年前，去纽约参加朋友婚礼，“他们知道我是中国人后问我，‘你是怎么出来的？他们怎么会让你出来的？’”两个新人沉醉在喜悦中，对自己的幸福感恩不已。“我们是美国人多幸福啊，我们还可以在这么好的地方吃饭。晃，你觉得我们幸福吗？”“我X，那么个破地方就好，就幸福了？要是这样，我比你们幸福多了。”
洪晃气得骂娘。
洪晃欣赏美利坚民族的许多精神内涵：单纯、非常OPEN，她所标榜的AMERICAN DREAM也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验证的根据。美国人会有点自以为是，同欧洲国家相比，他们的职业概念比文化概念强。但是现在的美国，应该说9·11之后的美国成了一个让她感到陌生、也让她身边的很多美国朋友自己感到陌生的国家。“大家觉得美国好的地方，是她的自由，她对人的尊重，大家不关心政治，现在整个反过来了。”近两年，特别是对伊战争的爆发，洪晃认为将美国的霸气暴露无遗。“美国人第一次树立那么多的敌人，美国自己的变化，不只是我，这也是很多美国人的看法，不过具体的变化可能要等几年以后才能看出来。”
（文/李冬莉）
李阳:美国就是中国的一个后花园
1969年代出生，"疯狂英语"创始人，1994年成立李阳·克立兹国际英语推广工作室,2000年与2001年两次赴美
“我从来没有把美国当美国，觉得她就是中国的一个后花园。”李阳坐在他6楼的办公室说着话，一侧足有整面墙的书架上，摆满了疯狂英语形式各异的教材及众多的证书奖品。
李阳很早就注意到，科班博士生也难做好翻译。那是在1988年，大家看美国人就像看怪物。“语言的劣势导致中国很多优势发挥不出来，但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李阳说：“没办法，美国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国家。”在李阳看来，美国人的管理很值得学习，而真正去美国的中国人受到的大多是正面影响：文明、互助、努力与独立的生活态度，中国人应该接受这样的洗礼。
李阳自己的生活经常会被美国包围：可口可乐、口香糖、肯德基、电脑、软件、轿车、同事……美国电影中的场景甚至会在身边复现。诚如李阳所言，美国给他的指向符号是混杂而充斥的——这是一个中国人触手可及的美国生活。“进来吧！我们要从美国人那里学到该学的功课，当我们越了解美国，我们对美国所发表的言论就会越来越理性。”
“5·8事件”期间，李阳在北京接触到一个大学生，他晚上拼命学英语就为了去美国，但是白天也会去游行，喊反美口号。李阳认为，要把英语当成一种工具，把美国当成一个学习的朋友。他也不止一次地将这些文字印成铅字以励志——美国是中国的一个后花园，是教育中国人的一个基地，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基地。
李阳说自己是一个国际化的民族主义者。他常常在自己的演讲中带进民族情绪。美国媒体曾对他提问：“你们学英语是不是为了来我们国家淘金？”他的回答是：“美国就是淘金者构成的国家，我们来又有什么不好，而美国人又不懂中文，所以我们必须学英语才能沟通啊。”李阳注意到：现在美国名牌大学中MBA毕业生有70%都是中国人，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海归派。李阳相信美国的吸引力已经大大降低。他也适时地将世界第一大语言——中文推向了国际舞台。
2000年、2001年，李阳两次去美国，发现对中文的需求者中，有不少是常跟中国人打交道的美国商人。在美国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掌握一门亚洲语言，你会是一个重要的人。”而现在美国已有人开始用李阳的方式教中文，虽然参与人数不多，但李阳的信心却没有任何削弱，他相信，以中国的发展趋势，“疯狂中文”大有可为。李阳梦想有一天“疯狂中文”能在国际流行，到时他会跟美国人讲：“我们中国人跟你们一样，追求的都是和平与美好的东西。”
（文/夏楠）
卢杰:一半在北京，一半在纽约
1964年出生，策展人、纽约长征艺术基金会主席、北京二万五千里文化传播中心主任。1995年移居美国
卢杰本来应该特别中国，从小就要学习国画和诗词格律这类国粹。他记得特别清楚，每天都要给一位70岁的老先生磨墨铺纸。然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可能要比从平和走向极端来得容易，卢杰说自己没多久就迅速“叛变”了。
“ 叛变的原因是因为从传统里面我找不到对现世的回答。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经‘哈’过日，当时对日本战后的传统和现代的结合特别感兴趣。”上完中专，当上了工人文化宫的干部，卢杰又开始“哈”欧——极端崇拜欧洲的人文传统和哲学——卢杰用了“哈”代表自己对艺术的寻求方式。
三年后，20岁的卢杰进入浙江美术学院，非自愿地选择了国画。在上世纪80年代末，崇拜美国是整个社会的大风潮，有个笑话说上海音乐学院的人可以在美国开一个分院，从副院长、副主任、教研组主任到各科系学生，全到齐了，而事实上，其他名牌艺术学校也一样。
如今再去探究原因，卢杰说是一种必然，传统的主体文化已经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焦虑、失落、偏激的时候，却发现“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看到了前方的路。他收拾行装准备赴美，却因为主管部门的一纸通知打断计划，卢杰不但没去成美国，已经去美国的女朋友也和他一拍两散。“当时对美国立刻就变得又爱又恨了。”
留在国内，卢杰说自己反而充分地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好处，“关键你开始能做事了。中国和世界不是一个对立的或非此即彼的关系，不是要你选择一个国家就放弃另一个国家。”卢杰后来去了英国，在英国的半年让他对英语国家的价值观产生了质疑，尤其是种族歧视，他迅速回国，继续自己的事业。而关于美国，最深的个人关系还是当年的女朋友，1995年卢杰移居美国，小姑娘已经成了实业界的成功女性，在纽约重逢，曾经的共同经历，如今的巨大反差，从相恋到结婚，20年的相处中，美国在他们的事业和个人生活中一直是重要的连接。今天的卢杰，工作和生活一半在北京，一半在纽约。
一连串的叛变后，卢杰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判断力，在中国目前这样一个逐步开放型的社会，自己的主体意识在恢复，我那个时代的人解放出来了，可能下一代还会经历类似的状态，但一切都会好起来。”
回到艺术领域上，卢杰引用了《读书》杂志执行主编汪辉先生的话：“我们今天因为过分的精英主义的思考方式，把对手夸大到了无形之后把自己给窒息了。”卢杰并不认可中国此刻的当代艺术是完全跟着美国走的说法。他说：“艺术家在拷问自己的同时也会拷问美国。”
（文/李冬莉）
唐师曾:坚实土地上的自由遐想
1965年出生，新华社摄影记者，从1996年开始多次赴美，其中连续在美居留的最长时间是4个月
1996年，唐师曾第一次去美国，就来了个自驾车大环游。在中东待了好多年，他成了阿拉伯国家的朋友，就连写出来的书，连出版社都觉得他带着明显的阿拉伯观点，对美国有点敌意，所以，唐师曾就特别想知道美国到底是什么样。
让唐师曾对比阿拉伯世界和美国，他的感觉是生活在两个时空中，两头根本没法对话。“海湾战争在伊拉克国家叫科威特回归祖国，不叫侵略，科威特是1961年才从伊拉克里独立的，都没到50年。1990年让它回归祖国，很正常。这一点，中国人能理解，美国人就说NO！他们只说独立，没有其他概念。”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必然带着浓厚的自己国家文化的观念，所以他只能“在美国能混饭吃，但没法随心所欲地生活”。在那本根据经历写就的《我在美国当农民》里，他用了台湾一位教授的话：美国能给你一个自由的天空，中国给你一个坚实的土地。唐师曾说：“我觉得自己站在坚实的土地上自由地遐想倒是挺好一件事。”
在走出国门前，唐师曾同他这个年龄的人对于美国最初的观念一样，比起美国这个名词来，唐师曾更熟悉的是美帝。大学时代北大开放式的学习环境，外籍教师的言传身教让他觉察到另外一种亲切来。
1988年唐师曾刚进新华社一年，美国的一家图片社要拍“大熊猫的世界”，找新华社要图片。给了好多动物园里拍的，对方都不要，于是派了唐师曾去拍。这才让他意识到：你做这项工作，你要想做好，首先要跟世界接轨。1990年去拍可可西里，也是因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要图片。遗憾的是，他和另一个摄影师总共拍了500多个胶卷，《国家地理》一张也没要。“人家说中国人干活太粗。胶卷暗盒的边上有沙子，中国冲胶卷不是把盒掰开，都是直接抽出来，全有滑痕。500多个全部从头滑到尾，如果是在美国，根本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美国人在唐师曾的印象中变了，他们守规矩、守时间、心直口快，但是，和美国人交往是最危险的，“因为中国在乎美国的态度，美国跟其他国家都不一样。好的时候比哪个国家都好，不好的时候比哪个国家都麻烦。”唐师曾认为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其实从翻译名字的那一天已经形成了，而且根深蒂固。“American咱们翻译成美国，‘美’是个好词。日本翻译的是‘米国’。从翻译那一天，咱们始终对美国是爱恨交织，谁都离不开谁。包括咱们的记者对美国也总是高看一眼。”
唐师曾的外号“唐老鸭”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他还在自己的吉普车上贴了一个乐呵呵的唐老鸭。“我们对美国太熟悉了，除了中国之外，中国人最了解的就是美国。”
（文/李冬莉）
艾未未:如果没有那段经历，我现在也就是个“愤青”
1957年出生，艺术家，1981年到1993年在美国学习、工作和生活
艾未未并不是个中规中距的人，在中国不是，在美国也不是。在纽约上了一年半的语言学校以后，他只在那个PARSONS设计学院里待了半年便自动退学了，然后就是一直的“非法移民”状态，他反倒觉得，那是自由的生活。“因为最多就是送到监狱里去。”美国不曾改变的是他的这种性格，当然也改变不了。
艾未未认为自己应该是北影第一个去美国留学的，大学生留美的热潮都是后来的事了。1981年去美国的时候，他在别人不理解的眼神里“义无反顾”地退了学，一心想着要去美国学现代艺术，也觉得自己就会一直待在那里做现代艺术，不会回来了。十几年中，除了最初的两年在按计划读书，其余的时间，全是为生计奔忙，然后找出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前者比如锄草、刷墙，后者比如说自由摄影，甚至是做赌徒，这些都会让他觉得很有趣。
在美国，你可以自由地生活，完全不必管别人的想法，像个艺术家或像个乞丐，你同样也可以比国内更努力地奋斗，去花几十年的时间混入美国的圈子。“美国最大的好处就是给你这个空间，”艾未未这样说，“那里给了我充分的空间和阳光，没有这样的空间与经历，我现在最有可能的就是个愤青。”
在美国生活的12年中，艾未未经常搬家，每次都要住在租金昂贵的曼哈顿，“来美国还要住在华人社区，有什么意义呢？”曾经住过的一套，就是后来《北京人在纽约》中王启明地下室的原始场景。这个地下室也自然成为了后来者的聚集地。翻看艾未未的像册，有在街头拉小提琴的谭盾，有在车里喝酒的徐冰，那时候的艾未未你却认不出来，他说：“我天天就是这样在家门口瞎晃。”那些黑白剪影中曾经怀揣梦想的人们，今天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和音乐家了，
“美国不是生来强大，只是这个平台上有着无法超越的开放精神与空间，吸引了全世界的血液与精髓。”
艾未未说：“现在的美国确实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一厢情愿地做着很多事情。”而听上去无比美妙的全球化，不少时候是在美国的牵引下，自己占大头、大家分小头的形式。艾未未认为，一个国家最关键的是不要失去自己的价值观念，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美国确实自由开放，民主公平，但并不绝对。刚去美国的时候，艾未未也立刻就感受到了国内想象的那些理想化的民主社会有多么大的欺骗性。他说，到现在，其实每个人都应当懂得“自由和民主”永远都是相对的，“这就好比是房子同人的关系，也许会有一居室、两居室、三居室和别墅的区别，但框架和束缚还是依然在的。”
艾未未的公司是4个英文字母：F-U-C-K，也许只有在这个小细节上，才能看到他非常美国式的调侃方式。
（文/詹晨）
赵晓:他们的精神文明让我震惊
1967年生，经济学家，博士咖啡经济学人工作室成员，2002年底赴美国访学
赵晓刚去美国三一学院做了两个月的访问学者，他用了主要的时间去拜访经济、法律、历史等方面的学者。“让我震惊的不是美国丰盛的物质文明，物质方面，它与我想象的并没有什么不同，震惊我的是支撑他们这种物质文明的我所见到的更为强大的精神文明。在诚信上，在工作态度上，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美国人都要比我想象中来得友好和宽容。”
站在美国的角度上，重新反思中国近年来的一些怪现象，美国人相信权利与责任并存，可在中国只要你愿意把伤疤给别人看，说自己是受害者，那么你就不要承担责任；美国人因为信仰的缘故，相信人生来就是赎罪的，而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责任只是在这个社会。赵晓说：“中国的文化早就出现了一个断层，在新一代成长的环境里，传统文化的精华似乎已经过时了，但还剩下一些中国人的劣根性，他们没有信仰，也失去了一些根本的道德标准，这是非常可怕的。”
赵晓是在中国完成学士、硕士和博士阶段学习的，他觉得，并不一定非要出国才可以做成事业，但在对于美国的态度上，赵晓觉得，如果没有客观的观察或者说没有去过那里的话，对美国谈什么看法是危险的。而这两种危险的倾向无外乎，一个是东方式“患寡而不患不均”的不平和心理，而另一个则是把美国什么都看得很好的盲目崇拜心理。他觉得，中国人在有些方面，其实不够开放。比如对于“亲美派”的态度，如果美国确实有好的东西可以学的话，完全应该海纳百川地吸收它，而不应该非要先给它打上意识形态的标签。
这次两个月的美国之行，把之前他在好莱坞电影里看到的那些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形象都给推翻了。他说，他以后还会经常去美国看看，去了解别人发展的情况，去学习美国的长处，但并不代表就是要完全变成它。“美国不是生来强大，这其中肯定是有它的文化、宗教和其他因素的，”赵晓说，“要想赶超他们，就不要抱着封闭的死观念，那是一个不正确的态度问题。”
100多年前，李鸿章说：“我们的交易还不够。”赵晓欣赏这句话，他说，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要承认交流，承认共同发展，而不要心理不平衡的表态。这个世界是一个世界，共同的发展显然对每个国家都是有益的，有句话叫做“一人撑伞，大家避雨”，谁来撑伞与全球化并没有什么矛盾，这不是霸权主义的范畴。赵晓补充道：“更何况实践证明的是，以前只能是美国影响中国，现在中国也能影响美国了，中美之间的交流在增多，顺差也在增加，太平洋的另一边显然又是个奇迹。”
（文/詹晨）
胡坚:向往指数为负
1983年生，武汉大学中文系在读学生，著有《愤青时代》，尚未去过美国。
《哈佛女孩刘亦婷》在全国热销的时候，胡坚在读高中，在中学里，英语是任课老师最不需要强调的功课。胡坚即使不为备考，也要顺应潮流，鼓起热情卖力地学上一阵，一入大学校门，对英语学习就又不凉不热了。
这位对文字相当迷恋的文学青年，甚至曾经很担心母语在遭遇所谓美国化进程中不会表现得像自己期望中那么坚强。在大学里，周围的同学也一样不是计算机就是英语，“而一到奥斯卡揭晓，很多家伙就拿着报纸跑去租碟店按图索骥。”有一次听老板兴奋地说进了10盘《纽约黑帮》全租出去了。胡坚的思考写成的学期论文，就成了发表在某知名刊物上的《全球化背景下的英语帝国主义》。
文学无疑已经成为胡坚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他喜欢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更喜欢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但是他又这样轻松地调侃了这些伟大的作品：“美国最伟大的文字不是它具有浓厚草根气息的文学作品，而是美国的建国之父们留下的制度。”
美国电影史上那些最经典的片子仍然在大学里不断放映，它们已经超越了时间和国家的概念。《教父》、《美国往事》、《飞跃疯人院》、《肖申克的救赎》、《公民凯恩》、《搏击会》等等，有许多胡坚从中学就已经看过了。不过，现在好莱坞制作这类经典电影的能力已经弱了下去，胡坚调皮地比喻说是：“就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对于那些喊着“出国留学一样能为祖国服务的”同龄人，胡坚总是忍不住要讥讽一番，“很多都在语言学校苦苦挣扎，并没有真正进入美国社会。”而对当下和他同班的一个女生，胡坚就很赞同，那位同学在美国读了初中，回国读高中，托福成绩考了650分，却还是留在了国内。胡坚不觉得非要去美国才能如何如何。
和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在麦当劳、肯德基约会复习不一样，胡坚跟同学们聚会，是绝不会选择在麦当劳的。“别的不说，麦当劳里边放的背景音乐就是在催你快快吃完走开腾地方，这样的地方聚什么会啊。”
新一代见多识广，也就理性了许多，有点早熟的胡坚算是其中的典型，政治课本让胡坚一听到“美国”一词，立马联想到脑满肠肥的资本家形象，但他知道，那只是概念。胡坚却也从来不否认美国所代表的先进，对于自由女神像后边的那个有着比较大的个人自由空间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胡坚也曾经非常向往，“5·8”事件、伊拉克战争，这些在电视上一一目睹的事件，却让他的向往指数不断下滑，胡坚说已经“进入负数”状态，“斯世非吾世（钱钟书语）”。
（文/夏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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